元末明初的大著述家陶宗仪写过一本《辍耕录》，书中曾介绍到“骨咄犀”这样一味药，说这味药又名“蛇角”，“其性至毒，而能解毒，盖以毒攻毒也。”  以毒攻毒是中医的常用医疗手段之一。说到这个辩证而每获奇效的方法，不免令人想起也是在明朝时的一件趣事。这件事发生在陶宗仪写《辍耕录》之后的明万历初年。

当时，在南京淮清门外有一户韩姓人家，家主名叫韩一卿。韩家是个富户，一卿自然娶了个标致称心的妻子，趣事就发生在他妻子杨氏身上。

二十多岁的杨氏，过门不多年不知怎的染上一种恶病，症状类似麻风，如花似玉的脸蛋竟变成疯皮癫子模样。那模样，任哪个看了都要害怕，丈夫只得另娶了第二房陈氏。

    陈氏原是不甘心做偏房的，只是贪图韩家富有，再说，正室杨氏此病又一日重似一日，料想活不了多久，自己早晚即能扶作正室。陈氏心中有此想法，可表面做得却很漂亮，过门后，明知正室杨氏患的是医不好的病，却经常故意催促丈夫韩一卿延医赎药。却说杨氏的病起先倒一日狠似一日，自从陈氏过门后竟停住了一般，虽不见好转却也不再恶化下去。一心咒其早死的陈氏，为此专门去讨教算命先生。据算命的说，丈夫韩一卿命该克妻，正室杨氏自然要得凶症，如今娶了她陈氏来做二房，担子便轻了一半，将来毕竟是死不了的了。陈氏听了这番“高论”，心中急了。

一天，陈氏的父亲到韩家来看望女儿，陈氏便将自己的心事向父亲吐露。为能早日由偏扶正，父女俩商量得一个法子:用毒药毒死杨氏，除掉这块绊脚石。过后，陈父弄得一服毒药交给陈氏，陈氏找了个机会将药搅进饮食中让杨氏吃了。

杨氏并不知道吞下了毒药，没过上一个时辰便发狂发躁起来。难过得伸舌突眼的杨氏还以为是旧病攻心，而心喜得手的陈氏，故意喊天叫地，哭着埋怨丈夫没认真设法为姐姐杨氏医治，丈夫韩一卿无话可说，唯有把衣表棺材购置齐备，待隔氏断气，好将丧事办得气派一些。

谁会想到，杨氏原先所患，并非麻疯，而是误食了某种毒物引起的，如今陈氏暗中下毒，正好是遇着良药，以毒攻毒，所以，一阵发狂发躁之后，杨氏的皮肉一起裂开，渗出许多紫血，竟平静下来，昏昏沉沉地睡着了。等到皮肉长好，痴壳退尽。除了略显清瘦外，体态面貌几乎与发病前一毫不差。一服毒药竟还了疯皮癫子一个俏丽佳人，哪里是下毒者先前所料想得到的。

 陈氏对杨氏下毒，反而救了杨氏，这可能是一种传说，但是，以毒攻毒作为一种医疗的思路和方法，在中医确是由来己久的。

  《本草纲目》在“蛊虫”条下介绍过一种用蛊毒治疗蛊毒的方法—“蛊虫疗蛊”法。说蛇毒可用娱蛤毒来治，娱蛤毒可用蛤蟆毒来治，而蛤蟆毒却又可用蛇毒来治，并总结道:“是相伏者，乃可治之。”意思是说，必得一毒确实可解另一毒的，才可拿来作治疗之用。其实从传统医学的观点看，大凡可用来治疗的药物或多或少都有毒性;换一种角度讲，只要运用得当，针对病症，药物的毒性便能发挥正面疗效。所以，远在两千多年前，我国有关医学的文献资料，就将药和毒视作一而二，二而一的统一体。如《周礼·天官》在讲到“医师”时就这么说:“聚毒药以共（即供）医事。”将“毒”和“药”合作一个词来用。

    正由于一些有毒的物质可用来治病的观念由来已久，所以民间多有这方面的医疗经验的积累。譬如，常有人用毒蛇浸酒喝，拿这个方法来治疗风湿病、关节炎等顽症，便是大家都十分熟悉的例子。

在民间不仅有许多以毒攻毒的医疗经验的积累，进而还有依此来预防疾病的。譬如，以往每逢端午节，家家户户不论老少男女，都要喝上几口掺有雄黄的酒。人们或许觉得这只是古时传下的一种风俗，也就没有认真去探究过寓于其中的深意。其实，这正是一种十分方便的以毒攻毒的防病手段。

端午时节，正交春夏，百虫享生，容易让人摧毒患病，和着酒饮下些雄黄，是欲用雄黄的毒性除秽祛病。如今，我们知道雄黄的成分是硫化砷，确有毒性。常被用来配制农药杀虫。

端午节饮雄黄酒成为习俗，很有些年代了，若说对雄黄之毒可以攻毒的认识，就更为久远。生活于公元三四世纪之交的葛洪所写《抱朴子》一书中曾记载一个传说:道家人物广成子教过黄帝一种避邪驱毒的法子，即是随身佩些雄黄，说如此则蛇蝎之类便不敢近身。

葛洪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医学家，除了《抱朴子》，更留下《金匾药方》、《肘后备急方》等重要的中医著作，由他记下的这个传说就不仅仅是传说而已。借这个传说，岂不证明至迟在葛洪以前，以毒攻毒，作为一种真正的医学上的认识，必已确立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