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疗遗精病之处方甚多 治法详备

发布时间:2014-05-19 00:00:00

  据史料记载,清朝历代皇帝中,光绪患病殊多,据光绪三十三年,其自书之起居注称:“遗精之病将二十余年,而数年每月必发十数次……且有无梦不举即自遗泄之时,冬天较甚。”可见遗精病为其所苦者。推算其年龄,十六七岁始患此证,至十九岁大婚时,病仍如故,已成宿疾,故治疗非常棘手。

  早在《素问》中就曾记载:“阴者,藏精而起亟者也。阳者,卫外而为固也。风客淫气,精乃亡。”中医学认为遗精多由肾虚不能固摄,君火或相火亢盛,扰动精室而致。

  历代医家对于遗精病的治疗,著述颇多,尤其是《景岳全书·遗精》较为全面地归纳出了遗精的九种证型,且指出:“精之藏制虽在肾,而精之主宰则在心,故精之蓄泄无非听命于心。”

  结合光绪帝先天禀赋不足,肾精亏虚;情志不遂,忧思郁结,心肝两损于后。又考光绪帝平日之脉案,可知其自幼脾胃损伤,湿浊蕴热,相杂其间。对于光绪遗精之疾,御医们精心辨证,多方设立。

  笔者纵观治疗其遗精病之处方甚多,治法详备,故将其医方进行梳理,以供参考。

  初期养心益气

  元代医家朱丹溪说:“主闭藏者肾,主疏泄者肝,二脏皆有相火,而其系上属于心。心,君火也,为物感则动,心动则火亦动,动则精自走,虽不交会,亦暗流而疏泄矣。”丹溪强调了心的主宰地位,认为遗精的发生是由于心之君火受外界环境的影响而动,心动则肾动,故肾不能藏精而精随之以泄。

  明代医家张景岳说:“故凡以少年多欲之人,或心有妄思,或有妄遇,以致君火摇于上,相火炽于下,则水不能藏而精随以泄。”即精之藏虽在肾,而精之主宰则在心,故精之蓄泄,无非听命于心。可以说,在疾病早期,心火多为偏亢,为实火。在治疗方面:火甚者,宜清心火;虚则补心。

  御医们针对光绪帝之遗精病,处以《和剂局方》之妙香散加减,其组成为:

  东洋参、生口芪、茯苓、远志、杜仲各三两,茯神二两,淮山药八两,芡实二两,广木香二钱,辰砂二钱,当门子三厘,共为细末,炼蜜为丸。

  此方具有益气宁神、补益心肾之功效。此外围绕养心益气法,光绪帝亦多配伍服用归脾汤、生脉散和朱砂安神丸等。

  婚后滋阴补肾

  肾虚精关不固是遗精、滑泄之重要原因。《素问·六节脏象论》载:“肾者主蜇,封藏之本,精之处也。”又《诸病源候论·虚劳失精候》认为本病主要病机是:“肾气虚损,不能藏精,故精漏失。”若恣情纵欲,肾精不固,则可导致肾阴之虚损,肾阴虚则相火旺,扰精室则封藏不固,而精自流。

  光绪帝婚前已有遗泄之病,大婚于弱冠,皇后、宠妃侍于宫闱,肾精亏耗自不待言。加之慈禧专权,光绪帝心情抑郁,久之肝郁化火,则肾精更耗。

  因此针对光绪之病因,御医治疗多从滋补肾阴入手,常用方剂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滋补肾阴加固涩肾精之药,常用熟地、山茱萸、山药、丹皮、茯苓、龙骨、牡蛎、莲须、芡实等;另一类则是滋阴补肾联合少量助阳之品,常以六味地黄丸为主,加少量杜仲、菟丝子、巴戟天等,以固肾之虚,并防滋肾抑阳。

  晚期阴阳双补

  据清宫之脉案记载,到光绪三十年前后,光绪帝之遗精病日渐加重,其脉象多见尺部沉弱乏力,可知其肾阴肾阳均有不足。故此时治疗,应两补阴阳,其主要方剂,如益肾固精丸:

  炙甘草六钱,生牡蛎四钱,鹿角胶三钱,蛤蚧尾一对,大熟地三钱,杭芍二钱,益智子二钱,菟丝饼四钱,云茯苓三钱,山药二钱,山萸肉二钱,牡丹皮三钱,五味子一钱,金樱肉二钱,石莲肉三钱,建泽泻二钱。

  此方由七味都气丸、茯菟丹、龟鹿二仙胶化裁而来,具有阴阳双补、益肾固精之功。尤其是龟鹿二仙胶,“得天地之阳气最全,通督脉”之鹿角功壮肾阳,化生精血;“得天地之阴气最厚,善通任脉”之龟板滋阴潜阳,兼能补血,二药相合,体现了“二物气血之属,又得造化之玄微,异类有情”的要义。

  对于遗精病迁延日久的病人,在两补阴阳的基础之上,仍需益肾固涩之法,兼治其标,以塞其流。光绪帝所用固涩之品多以金樱子、芡实、莲须、覆盆子为多。

  纵观光绪帝遗精病之治法,初期用宁心益气法,而后滋阴补肾,再用阴阳双补、益肾固涩之法交互应用,与历代医家所载治疗遗精滑泄之原则相一致,足证宫中御医辨证论治之水平。至于其病情之反复,当咎其病之深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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