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科学的触角已延伸至诸多领域，其介入为传统学科寻找到新的研究起点。中医理论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因此，对其理论的理解也会遇到由于时代的隔阂造成的困难。要想研究中医的理论，首先要研究其语言，而认知语言学、认知隐喻学、认知逻辑学、认知心理学等认知科学无疑是认识中医语言形式与内涵的良好工具。在以往的研究过程中发现，中医相关概念、理论的提出与构建过程中的认知方式与溯因推理或最佳说明推理的基本形式极其相似［1］。这种推理方式虽不同于传统的演绎与归纳推理，但在科学家提出新的假设与新的科学理论的创造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如果应用这种逻辑学的方法对中医相关概念和理论的创建过程进行刻画与诠释，不仅会使中医理论体系的建构过程显得更加清晰，也可以使中医学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得以彰显。

关于“伏气学说”的研究多限于理论源流、内涵的阐述，或探讨其对临床的指导意义，很少有研究者从推理的角度对伏气学说的创立进行剖析探究。不仅如此，中医界的大多数理论或学说很少有研究者从逻辑思维的角度探究该理论或学说创立者是如何发现或发明该理论的，这无疑不利于新理论或新学说的创建。应用最佳说明推理及溯因推理可以很好地解释中医病因理论提出的逻辑思维过程，刻画出中医创建新理论、新学说的逻辑思维结构。

1伏气学说源流

伏气学说源于《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冬伤于寒，春必病温”，此是伏气温病最早的理论依据。王叔和《伤寒例》曰:“冬时严寒，……中而即病者，名曰伤寒，不即病者，寒毒藏于肌肤，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暑病”，从而使《黄帝内经》对伏气意义的推论昭然于著［2］。“伏气”一词首见于《伤寒论·平脉法》，曰“师曰:伏气之病，以意候之，今月之内，欲有伏气。假令旧有伏气，当须脉之。”虽然文章前后并未对“伏气”一词做出解释，但由于此篇与《伤寒例》均被认为是王叔和在整理《伤寒论》时将自己的著述附于其中，因而后世将“冬日寒毒”等同于“伏气”，而由冬季寒毒导致至春而发的疾病则为伏气温病，且将王叔和视为伏气温病之祖。伏气学说进一步发展于宋、金、元时期。宋代朱肱《伤寒类证活人书》曰:“伏寒化温而发病，实必感受时令之气”，认识到时令之气的引动在伏气温病中的作用［3］。韩袛和在《伤寒微旨论》中又提出了“伏阳致温”的新观点。此后，郭雍在《伤寒补亡论》中叙述，“冬伤于寒，至春发者，谓之温病;冬不伤寒，而春自感风寒温气而病者，亦谓之温”，阐明了其认为温病分为“伏气”所致与“新感”所致的观点。元代医家王安道在《医经溯洄集》中将伏气温病从伤寒体系中分离出来，进一步强调“温病不能混称伤寒”。这些都为治疗伏气温病提供了更广阔的思路，为指导临床辨证用药开辟了新方法。

明清时期是伏气温病发展的鼎盛时期。戴思恭的《证治要诀》明确地把温病分为伏气温病、新感温病及伏气更兼新感三类［3］。吴又可《温疫论》曰:“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伏于膜原，发为瘟疫”，提出了“邪伏膜原”是瘟疫发生的原因。叶天士专门著有“三时伏气外感篇”，王孟英的《温热经纬》中也有“内经伏气湿热篇”“仲景伏气温病篇”“叶香岩三时伏气外感篇”以指导临床辨证治疗。

伏气学说源于《黄帝内经》，创立于王叔和，经历代医家的努力，总结经验，创立理论，至晚清时期，已形成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4］。

2最佳说明推理

最佳说明推理的最初形态可以追溯到查尔斯·皮尔士的“溯因推理”，即从后验情形推出假说的思维过程［5］。而溯因推理思想的最初萌芽或可追溯至被誉为“逻辑之父”的亚里士多德。他率先在《前分析篇》中提出了一种“还原的推理模式”，这应当是溯因推理形式的最早表述。此后，康德等哲学家也从各种视角对它进行过触探和阐述，他们之后的逻辑学家兼哲学家皮尔士又对溯因推理这个概念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著述［6］。此后，汉森将溯因作为科学家发现的事业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用溯因模型解释了科学史上的许多发现案例，使溯因得到了更多的关注［7］。最佳说明推理(IBE)这一具体术语首先由吉尔伯特·哈曼在1965年提出，发表在《最佳解释推理》一文中，他在这一论题上的研究与表述掀起了最佳说明推理的革命［5］。哈曼提出最佳说明推理这一概念是为了“涵盖一切非论证性推理，亦即一切不具备演绎有效性的推理”。很显然归纳推理就被列在最佳说明推理之中。哈曼在其文章中是这样界定最佳说明推理的:“做这种推理的时候，人们从某个假设可以解释某个证据这一事实，来推断该假设为真。通常可以同时存在几个假设说明同样的证据，那么人们必须在做出这种推理之前就排除其他假设”。

在这里可以看出，最佳说明推理的最终目的是要通过某个假设的解释力来断定该组假设的真值，进而选择出最佳的假设。剑桥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彼得·利普顿教授的《最佳解释的推理》一书系统研究发展了最佳说明推理模型理论［8］。最佳说明推理是一种对非证明性推理的原则性说明，其核心思想是说明的动因在于引导推理，科学家从可获得的证据中推断出假说，如果该假说是正确的，那么它将是对证据的最佳说明。该模型依赖其事实陪衬物结构和差异原则，并将潜在理解力作为评判最佳说明的标准［9］。根据最佳说明推理，科学家从相关现象出发，推导出具有最好说明力的假说的可接受性，最佳说明推理的一般推理模式可表述如下。1)相关现象组E;2)H1可以说明E，H2可以说明E，…，Hn也可以说明E，其中H1，H2，…Hn是用来说明现象组的假说;3)Hi比其他假说能更好地说明E，其中1≤Hi≤Hn;所以Hi为E的最佳说明。可以用下式表示这个推理过程:E是现象组数据的集合H→E(H={H1，H2，H3…Hi…Hn};H可以说明E)没有假说能像Hi一样更好地说明E∴Hi为E的最佳说明

3应用最佳说明推理模拟伏气学说形成的推理过程王叔和在《伤寒例》中对伏气的具体论述:“冬时严寒，万类深藏，君子固密，则不伤于寒，触冒之者，乃名伤寒耳。其伤于四时之气，皆能为病，以伤寒为毒者，以其最成杀厉之气也。中而即病者，名曰伤寒;不即病者，寒毒藏于肌肤，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暑病。暑病者，热极重于温也。是以辛苦之人，春夏多温热病者，皆由冬时触寒所致，非时行之气也。凡时行者，春时应暖而反大寒，夏时应热而反大凉，秋时应凉而反大热，冬时应寒而反大温，此非其时而有其气，是以一岁之中，长幼之病多相似者，此则时行之气也。……从立春节后，其中无暴大寒又不冰雪，而有人壮热为病者，此属春时阳气发于冬时伏寒，亦为温病。”按照最佳说明推理的原理，人们所要进行解释说明的对象应当是某个“令人惊奇的现象”。这个令人惊奇的现象是什么呢?由于缺少更多史料的记载，我们不能确定王叔和看到什么样令他惊异的病例，但从他文中的描述可略知一二，即“辛苦之人春夏多温热病”，但这样的“辛苦之人春夏多温热病”怎么会令人惊奇?它和其他的热证有何不同?虽然王叔和讲到“其伤于四时之气，皆能为病”，但是根据《素问·热论》中的描述“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热虽甚不死……”，说明能形成热病的应该主要是寒邪。其形成机理如《素问·水热穴论》所言:“帝曰:人伤于寒而传为热，何也?岐伯曰:夫寒盛则生热也。”另外，《伤寒论》中亦曰:“太阳病，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者，名为伤寒”。因此，在王叔和以前的时代可以说寒为热病的主要原因，王叔和所讲的一般的热病应该与上述类似，并且初起应当都可以采取发汗的方法治愈。但其所谓的“病壮热”之人，应该不满足上述条件，即初起则里热很盛或是在治疗时发汗无效，这就是所谓的“令其惊异之处”。

那么在遇到这样的案例之后，应当试图为这种现象寻找合理的解释。根据最佳说明推理的理论，可以猜想这个过程包括以下两个阶段。

3.1首先只考察实际原因和可能原因的一小部分引起热病的原因可以有很多种，但是人们不可能将所有实际以及可能的原因都罗列成名录而加以排除，因为这个名录太过庞大而无法形成或使用，人们必须使用某种短名录机制，而人的背景信念则有助于列出非常有限的可能假说的名录［10］。如果站在王叔和的角度，他所有的知识背景都源于当时的文化观念以及他所处时代以前的所有医学论著。虽然现代医学认为能够导致高热的原因有很多，但是寒邪及时行之气等都是他认为最有可能造成热病的病因。且根据《黄帝内经》中“春伤于风，夏必飧泄;夏伤于暑，秋必痎疟;秋伤于湿，冬必咳嗽;冬伤于寒，春必病温”理论，可以认为感邪之后有两种转归，即感后当即发病，以及感后过时而发。因此，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关于导致“壮热为病”的病因集合H，H={新感寒邪，旧感寒邪，时行之气}，在这个可能假说名录里有:H1=新感寒邪，H2=旧感寒邪，H3=时行之气。

3.2从富有生命力的备选者中进行选择首先确定病邪的性质。《伤寒例》中提到，“从立春节后，其中无暴大寒又不冰雪，而有人壮热为病者……”。我们可以假设，在东晋某年立春节气过后，王叔和遇到了“病壮热”之人，此病人的症状应与普通的伤寒不同，即在发病之初就里热壮盛而不能以解表的方式得到缓解，此与感受时行之气所致病证的表现极为相似。但当时“无暴大寒又不冰雪”，也就是说，此人不可能感受春季非时之寒邪，且当时并无“长幼病多相似”的情形。因此，王叔和认为这位“病壮热”的患者所感受的并非是时行之气，那么最有可能的致病因素就是寒邪。

确定感受病邪的时间。值得注意的是，为什么要专门提出是“辛苦之人春夏多温热病”，而不是“尊荣之人春夏多温热病”?此处自然也就涉及到“辛苦之人”与“尊荣之人”的差异。这里的差异可能有很多，在此只分析辛苦之人与尊荣之人为生活所付出的劳作，毫无疑问的是，尊荣人不必为生活忙碌奔波，而辛苦之人无论冬夏皆需为生活劳作。而如条文所言“冬时严寒，万类深藏，君子固密，则不伤于寒，触冒之者，乃名伤寒耳。”这就是说冬季应当减少外出，以避免遭受寒邪侵袭。很显然与尊荣之人相比，辛苦之人即便在冬日也可能会选择出门劳作，相对而言也更易感受寒邪。然而《伤寒例》中亦有“从霜降以后，至春分以前，凡有触冒霜露，体中寒即病者，谓之伤寒也”的论述。以此看来，就算“立春节后，其中无暴大寒又不冰雪”，但也有可能感受属于春季正常的寒邪而发热病，为何他认为春夏温病的原因来源于冬季感受之寒邪?《伤寒例》中还有如下论述:“三月四月或有暴寒，其时阳气尚弱，为寒所折，病热犹轻。”由此可见，即便春季感寒病热，也不会达到“壮热”的程度。并且前面也已提到，如果是春天感受寒邪而成伤寒所致的热病，应该有个较明显的表证阶段，而此“病壮热”的人初起即见高热，或者很快就转为高热，此与一般的伤寒明显不同，应当属于后世所说“温热病”的范畴。结合《黄帝内经》中“冬伤于寒，春必病温”的论述，王叔和确信此“壮热”的病因为感受冬季寒邪，当时未病而“寒毒藏于肌肤”，由“春时阳气”引动而发。

王叔和在此段论述中，通过一系列的解释说明逐步引领着对疾病病因的推理判断，最终在《黄帝内经》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了“伏气”的概念。这一思维过程与最佳说明推理所描述的推理过程十分相近。如果把“春夏多温热病者”“壮热为病者”称为被说明项E，而H1=新感寒邪，H2=旧感寒邪，H3=时行之气几项均可以解释E，但没有任何H比H2更能解释E，因此，有理由相信H2是真的，对于E的最佳的说明就是“皆由冬时触寒所致”，即伏寒化温，整个思维过程见图1。通过我们的梳理，整个推理过程也变得明晰。而“伏气致病”在王叔和这里也就由《黄帝内经》中一个简单的描述变为一个具有猜想和推导过程的理论。由于这个“最佳说明”只是基于古人认知水平的一种猜想，并不能用实验的方法去验证或者探寻出“伏气”的实体。这个说明只是一种“可能”，它具有似真性，但是不能认为它就是真的。但古人在缺乏对微观世界认识的基础上就能提出如此猜想，不得不令人叹服。我们之所以运用最佳说明推理的方法尝试还原伏气学说的提出过程，是想证明中医的思维是审证求因，即在看到疾病现象的基础上去尝试还原造成疾病的原因，这种思维无论对于科技水平并不发达的中国古代还是当今社会都是意义重大的。

时至今日，伏气或伏邪在不同的疾病中有了相应的特指，并且在临床中也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比如一些传染性疾病，在感染相应的病毒之后并不会马上发病，甚至不会被检测到，有较长的潜伏期。李德珍等［11］从伏气温病的角度认识病毒性乙型肝炎，认为伏邪潜藏、正邪消长是该病的基本病机，并提出相应的治则治法。又或者一些疾病有明显的发作期(或急性期)以及缓解期，亦可以从伏邪的角度分析理解，如李艳阳等［12］认为，心血管疾病的特点为急性期正不胜邪，触动而发;缓解期正能胜邪，邪气内藏，伏而待发。伍向东等［13］治疗冠心病以伏邪理论(伏痰、伏瘀)为指导，在辨证用药中加以祛痰、化瘀之药，收到了较好的疗效。另外，陆柳丹等［14］通过梳理古代文献并结合现代医学，阐明了伏邪致痹的理论基础，认为痹证为伏邪致病，在特定的条件下会正气遏制邪气，致使邪出无门，伏于膜原，并提出宣发膜原法治疗胶原免疫性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等，临床证实取得了较好的疗效。由此可见，“伏气”或“伏邪”并不是一个陈旧的概念，也不仅仅是停留在文字探讨中的理论，它在当今对于指导医者认识和治疗疾病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值得对其进行进一步的挖掘分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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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丽颖；贾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