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医药白皮书的印发以及中医药法的颁布，中医药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作用日益彰显，全世界对于中医药的重视和关注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作为中医药中最具有核心价值的部分，名医验方等亦不断发挥着其独特优势。本文所指名医主要系国内享有盛誉的名中医，他们代表着中医药学术思想和临床实践的最高水平，他们一般临证数十载，且多家世业医，对中医个体化诊疗方法掌握精准而熟练，往往对某些疾病的防治有着独到的经验和体会[1]。名医验方则主要是指上述名中医在中医药理论的指导下，通过长期临床实践验证而形成的具有明确疗效的中医验方[2]，可以说名医验方通常体现了名医的学术思想、诊疗技术特点以及组方遣药经验等多方面要素，具有极强的知识内涵和丰富的转化应用价值。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名医验方所蕴含的价值和内涵进行深入探讨，使之得到充分挖掘和应用。鉴于此，我们尝试从理论、临床、产业以及教育等角度，阐析名医验方的综合价值。

名医验方是中医理论传承创新的关键载体中医理论不仅仅是自然科学知识，它来源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3-4]。中医在实现其临床医学价值的同时，不断补充和完善着中医文化内涵，而中医文化背景与临床实践的结合，便总结产生出独特的中医基础理论[5]。中医理论主要包括阴阳五行学说、藏象学说、气血学说、经络学说、病因病机、诊法、预防与治则等，这些理论均与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中医理论能够有丰富的内容和完整的体系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漫长的发展时期，与理论载体以及当时文化氛围息息相关，这其中名医验方就是中医理论传承创新的一种关键载体。名医每次临证的选方用药，一方面是在既有的中医理论指导下完成，另一方面又是面对不同患者、证候的一次全新思考，每一张药方都蕴含着自身对中医理论理解与应用的思辨历程，通过药方可以直接或间接地了解名医的学术思想和临床思维，发现其可取和创新之处。如，程海波团队在系统总结分析国医大师周仲瑛教授的肿瘤临床病案及其诊疗验方基础上，形成了癌毒病机的辨治体系，产生了“抗癌祛毒、扶正祛邪”的肿瘤基本治则，以及“清热解毒、化痰祛瘀、益气养阴”的肿瘤基本治法[6-7]。陈莞苏等[8]对190首治疗2型糖尿病的名医验方配伍规律进行研究，通过病证结合、审证求机，提出了2型糖尿病的共识病机特点及其病机复合、转化规律。

历史上不同的发展时期，即有不同方书问世，如第一阶段有《黄帝内经》，记载13首方剂，奠定了方剂学的理论基础；《五十二病方》，载方283首，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方书；《伤寒杂病论》，载单方113首和复方245首，融理法方药于一体，被尊为“方书之祖”。第二阶段有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与《千金翼方》；《外台秘要》载方6000余首，乃集唐以前方剂之大成；宋代的《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太平圣惠和剂局方》；金代成无己的《伤寒明理论》，系我国第一部研究方剂配伍理论的专著；刘完素的《宣明论方》；张从正的《儒门事亲》；李东垣的《脾胃论》；朱震亨的《丹溪心法》等。第三阶段有明代周定王朱橚等编纂的《普济方》，以及清代的《汤头歌诀》等[3]。回顾评价这些方书的作用和地位，它们亦使得每个历史时期中医理论的临床应用，能以药方形式得以保留和传承，不仅为中医理论继承提供现实依据，而且为中医理论创新发展提供有效来源。

名医验方是中医辨证论治的重要工具

中医学之所以能相传数千年而生生不息，特别是在现代医学占据了医学主要阵地后，仍能顽强存在并发展下去，正是因为其核心在于临床实践，生命力在于临床疗效。作为中医特有的诊疗模式，辨证论治在中医临床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是每位中医师的立身之本。辨证是指面对患者首先通过“四诊”与“八纲辨证”“气血津液辨证”“脏腑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经络辨证”等进行全方位辨证，在整体观念指导下，“三观”互动，将所收集的个体信息，运用中医理论与方法，归纳分析疾病的证候、证型、症状以及病因病机。论治则是根据辨证结果，遵循一定治疗原则，采取相应的治疗方法和方药[9]。辨证与论治两个过程相互关联、不可分割，辨证为论治提供依据，论治是辨证的效果验证。

从实际的临床实践看，名医验方往往在中医临床辨证论治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医生在辨证论治阶段，通过尝试名医验方或加减方，如果辨证准确，则疗效显著，同时成为治疗方案；反之，则疗效甚微，就需要重新对患者辨证，调整方药。如刘文等[10]总结了在眼科临床上，诸位名医以逍遥散为基础进行辨证论治，进而加减化裁，形成了完整的疾病治疗思路和若干临床固定方剂。由此可见，名医验方在辨证论治的整个过程中，某种程度上充当着联系辨证与论治阶段的纽带，缺少这个重要工具，中医辨证论治的诊疗模式有时将无法有效落在实处，甚至会适得其反，将中医药相关的学术理论视为虚妄的玄学[11]。所以，在中医辨证论治和临床实践过程中，应重视并适时运用名医验方，因为它能使中医药理论在临床实践中，在患者身上变得更加直观和异常灵动，对于我们学习应用中医药知识，提升临床疗效大有裨益。

名医验方是药物开发利用的有效源泉

名医验方蕴含着一定的中医诊疗思维，具有可靠的中医理论支撑，特别是针对某些疾病有其独特的防治效果，这就为名医验方进一步的开发利用奠定了扎实基础。《中医药法》第三十条指出：“生产符合国家规定条件的来源于古代经典名方的中药复方制剂，在申请药品批准文号时，可以仅提供非临床安全性研究资料。古代经典名方，是指至今仍广泛应用、疗效确切、具有明显特色与优势的古代中医药典籍所记载的方剂”。以及第三十九条强调：“国家采取措施支持对中医药古籍文献、著名中医药专家的学术思想和诊疗经验以及民间中医药技术方法的整理、研究和利用。国家鼓励组织和个人捐献有科学研究和临床应用价值的中医药文献、秘方、验方、诊疗方法和技术”。这些法律条文都反映出国家为名医验方的药物开发利用提供了制度保障，将使得名医验方在较短的时间内容易实现更大范围地应用，进而为更多的患者解除病痛。

客观地讲，虽然名医验方开发成新药确实存在系统性方法和技术问题，但是相对于西药研发，名医验方的开发利用具有其自身的先天优势，它的临床效果是经过长期临床验证的，药效已经在患者身上得到切实反映，比实验室研究产生的体内外数据更具有说服力和可信度，因此对于名医验方的开发利用，不仅容易为企业带来巨大利润，能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提供保障，甚至可以推动中医药现代化的进程。但值得注意的是，利用好名医验方并非拘泥于古人之方无所变化，来应对临床上所见疾病；而是学习总结古人诊断和治疗疾病的思维与原则，并加以加减变化或调整剂型，应用在符合自己所治疾病之上，方能显效。如果泥于古人之方，那么药物开发和利用将受影响，甚至难有新药的问世，因为面对社会不断发展所产生的新疾病谱，以及个体差异，再有效的古人之方也无法一直发挥其疗效。正如清朝费伯雄所著《医醇剩义·同病各发》中记载：“师古人之意，而不泥古人之方，乃为善学古人”。如温病学派的代表人物叶天士和吴鞠通，如果当时只知师仲景之伤寒，那么也不会有温病学说产生，在当时瘟疫流行的年代也不知会有多少患者因诊治不当而丧命。所以传承精髓、与时俱进，以疗效为准绳非常重要。举例而言，天津200多年的“卫药”，其精品方源多来自历代名医验方，后经组方调整或剂型改造，一方面增强了疗效，一方面便利了患者服药，形成了一批天津现代中成药骨干品牌[12]。所以说我们只有立足于临床实际，坚持承古而不泥于古，才会使名医验方拥有长久的生命力，活跃在临床前线，以达到不断防治新的疾病之目的，进而不断为药物研发提供新的方向和依据，使名医验方真正成为药物开发利用的有效源泉。

名医验方是中医药知识转移的可靠媒介

从古至今，中医师承教育是培养中医药人才的重要方式，为中医药传承创新做出了突出贡献，许多名医大家皆有接受师承教育的经历，如扁鹊师承长桑君，其学又传于子仪、子阳、子豹等；公乘阳庆传其学于淳于意；张仲景师从于同郡张伯祖，后传其学于卫汛等。此外历史上很多中医学派、流派的形成也是源起师承教育模式，如刘完素-罗知悌-朱丹溪-刘叔渊的河间学派；张元素-李杲-王好古、罗天益的易水学派等[13]。在这种教育模式下，通过跟师临诊、口传心授，老师将基本理论、临床特色、独特技法等传承给学生，学生在抄方侍诊中，通过亲身体会，学习老师的临诊思维、方药法度，并在此基础上多有发挥，成为中医学术源远流长的主要途径。

由此可见，名医验方是中医师承教育中，实现知识转移不可或缺的媒介，它体现了名医辨证论治的过程，蕴含其辨病角度和方药原则，是中医药师承人员必须了解掌握的重要内容，它是沟通老师思想与学生思维之间的桥梁。当前，很多中医药初学者对一些中医药基本概念觉得晦涩难懂，比如“上火”“寒包火”“阳虚”“肝郁气滞”等，这些问题反映了基本中医药知识和思维能力的群体性缺失，究其原因是中国传统文化土壤的流失，现代人了解和学习中医要比前人难上许多，如今中小学课程设置几乎没有传统文化的一席之地，细胞、分子、原子等微观概念早已在年轻一代头脑中生根发芽，没有了传统文化环境的熏陶，久而久之，人们对于以古汉语方式表达出来的中医药用语的接受程度无异于学习另一门外语。针对这些情况，一方面要治标，通过现代语言来解释中医药用语，让更多的人容易理解中医药知识；另一方面应考虑治本，加强中医师承教育，培养和提高中医药爱好者、学习者的中医药思维以及中医药知识运用能力。我们知道学习掌握中医药知识，特别是整个中医师承过程，可以看作是知识转移的过程。根据SECI[社会化（socialization）、外部化（externaliation）、综合化（combination）、内部化（internalization）]知识螺旋模型，可以看出知识转移并不是静态发生的，它必须经过不断地动态学习，才能达到目标；知识的转移又包括知识的发送和知识的接受两个基本过程，这两个过程是由知识拥有者和知识接收者分别完成，并通过中介媒体连接起来的[14-15]。如果老师在知识转移过程中被看作知识源单元，学生就是知识接受单元，那么名医验方则是过程中承载着知识的一种中间媒介，可见名医验方对于实现中医药知识的转移意义重大。

由于知识转移媒介的选择至关重要，同时名医验方具有其自身独特的立体知识属性，能更大容量地承载中医药知识以及扩大知识的丰富性，所以更加高效地利用好名医验方，对于促进中医药知识完成转移，具有积极而深远的意义。

来源：中华中医药杂志作者：孙东东范汇森沈爱琴史文川程海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