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歌中有“泻黄散中用防风”一句。防风，在原方中用量独重。王旭高说：“重用防风者，能发脾中之伏火，又能于土中泻木也。”

　　脾热，治以泻脾，重用防风（约占全方总量的二分之一稍弱），无论如何作解，似乎并不符合临床。尽管“伏火”需散，但伏火毕竟是火，与“伏寒”不同，治以辛温为主，确有以热增热之弊。

　　张山雷在《小儿药证直诀笺正》泻黄散方下对方中使用防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方为脾胃蕴热而设，山栀、石膏，是其主宰；佐以藿香，芳香快脾，所以振动其生机。甘草大甘，已非实热者必用之药，而防风实不可解，又且独重，其义云何，是恐有误。乃望文生义者，且曰取其升阳，又曰以散伏火。须知病是火热，安有升散以煽其焰之理，汪讱庵书，最是误人。且诸药分量，各本皆异，轻重太不相称，盖沿误久矣！”又说：“后人更有所谓泻黄饮者，云治风热在于脾经，口唇热裂。药则防风之外，更有白芷、升麻，燥烈温升，大可骇咤。则即因钱氏方有防风而更进一层。东坡所谓李斯师荀卿而尤甚者也。”

　　论中提到两个观点：一是方中防风独重，恐有误；二是治热不该用防风升散。

　　关于治热用升散，实为临床常用之法。一方面，治疗伏热、郁热，在清热药中佐用升散药，能明显提高疗效；另一方面，治疗火热证症状表现在头面部者，即使邪热没有明显的伏与郁，在清热的同时佐用升散药，也能明显提高疗效。这两种用法，升散药都为佐用。如以升散药为主，则有“升散以煽其焰”之弊。

　　关于防风独重，笔者认同传抄有误。《小儿药证直诀》是由“宣教郎大梁闫孝忠”整理而成，阎并非以医为业，而其成书过程是：“余家所传者，才十余方……于亲旧间，始得说证数十条。后六年，又得杂方……比于京师，复见别本。然旋著旋传，皆杂乱。初无纪律，互有得失，因得参校焉。其先后则次之，重复则削之，讹谬则正之，俚语则易之。”（见“闫孝忠序”）可见本书并非钱乙本人按次第写成，而是由他人辗转传抄、杂乱组合又经校正而成。成书已然如此，而在其流传过程中，“自元以还，多亡失窜易，既得《玉函经》刻之，二此又求之三十年，近始获焉。手自厘正，还其旧贯，次第开行。”（见“重刻钱氏小儿药证直诀序”）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我们现在所见到的书中的泻黄散，与钱乙笔下的泻黄散是可以不同的，包括药物，包括剂量。何况张山雷也提到“诸药分量，各本皆异。”

　　另，《汤液本草》在防风条下言：“足阳明胃经、足太阴脾经，乃二经之行经药。”把泻黄散中的防风理解为治脾之引经药，似无不可。当然，这绝非钱乙制方之本意，钱乙尚不知药物有归经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