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提出，“价值这个普遍性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1］，说明价值不是事物本身的属性，而是一种关系状态，即事物的价值产生并存在于自身对人的需要的满足当中。学界将“价值”普遍定义为:价值产生并存在于人与客观事物的关系中，是客观事物的存在及其属性对人的需要的满足［2］。由此可知，中医学“和”的价值是“和”存在及其属性对主体人的需要的满足，而探索中医学的“和”的存在及其属性对人的何种需要的满足是解决中医学“和”价值的关键。

中医学作为一门防病治病的学科，产生于人对自身的健康与长寿的需要当中，也即对自身生命的“生”之中。要实现人体的健康与长寿需要解决以下问题:其一，人的生命是如何产生与运转的;其二，处于自然当中的人该如何与自然相处;其三，处于社会当中的个体该如何与社会相处;其四，个体生病之后当用何种方式治疗;最后，如何处理医者与患者的关系。这五个问题的解决是人类实现健康与长寿的需要。针对这五个问题中医学有自身特有的处理方式。

1“阴阳和”解释生命的产生与运转

1.1生命的产生

《素问·宝命全形论》曰:“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说明天地二气是人的生命产生的物质基础，“合”是人体生命得以形成的关键。天地之气又称为阴阳二气，故《素问·生气通天论》曰:“夫自古通天者，生于本，本于阴阳”，阴阳二气的调和是生命产生的根本。老子在《道德经·四十二章》中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同样说明了生命的产生在于阴阳二气的调和，其中“一”当指“太极”，“二”指阴阳两端，“三”指阴阳两气相交而化合之“和气”，“三生万物”明确指出万物的化生在于“和”，“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则道出了万物在生成之后，通过“负阴抱阳”的方式来达到阴阳之和，从而实现自身生命的存在与新生命的延续。

1.2生命的运转

人体生命运转的关键在于气机。气机的升降出入正常则代表着生命健康，升、降、出、入失常则显示疾病的产生，升、降、出、入止息则意味着生命的终结。正如《素问·六微旨大论》所言:“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气机的升降出入是阴阳二气运动的方式，阳气轻轻上浮保卫体表，即“阳者，卫外而为固也”;阴气入里蓄藏精气于体内，为阳气的充养提供来源，即“阴者，藏精而起亟也”。阴阳二气的消长化生了五行，阴中之阳为木，阳中之阳为火，阳中之阴为金，阴中之阴为水，而土为木、火、金、水四气冲和的结果。五行的升、降、出、入实则是阴阳二气升、降、出、入的具体化。从整体来说，木火主升，金水主降，而土为升、降、出、入的枢机，即升中有降，降中有升;从部分来说，木、火、土、金、水中都有各自的升降关系，只是升降的占比不一样，故而呈现出其主升主降的功能。五行之间气机升、降、出、入的和调是通过其自身生克制化关系的调节而实现的，正是五行之间气机运转的和调才维持了人体以五脏为中心的机体的正常运转。

综上，中医学通过“阴阳和”解释了生命的起源、运转与延续，满足了人类对生命起源、运转与延续的认知需求，故“阴阳和”是中医学对人的价值的一种呈现形式。

2“天人相应”阐述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

人本自然而生，依赖自然而存。人生于自然之间，自然界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了适宜的“五气”“五味”。随着人类对自然自和能力的破坏，“五气”“五味”也遭到了破坏，人的生存受到严重的威胁。人与自然遵循着同样的规律，这种规律主要表现在时间与空间两个层面。从时间层面来说，人体的气血运行与生理功能呈现出日、月、年的节律信息。日节律阐明了人体的生理与自然共享着昼夜阴阳变化规律;月节律阐明了人体的气血关系受到月亮引力的周期影响，呈现出月循环规律;年节律阐明了人体的生理也如自然一样拥有春升、夏长、秋收、冬藏的规律，阴阳气血随着自然四季的变化而变化。从空间层面来说，不同地域有着不同的气候特点，从而在体质上呈现出一定的地域性规律。如吴有性在《温疫论》中指出，西北风高气燥，鲜有湿证;南方地处卑湿之地，时有感湿者。

遵循自然规律是个体主动顺应自然的过程，也是个体不破坏自身的阴阳自和的过程。中医学的“天人相应”学说为人与自然提供了一种相处模式，即人类顺应自然规律，不破坏自然的自和之道，使人与自然共生。

3“少欲”“仁爱”调解人与社会的矛盾

寻求人与人在社会中如何相处才有利于人的生存以及生命的健康与长寿的答案，是每一个人的现实需求。中医学的“少欲”与“仁爱”思想可为调解人与社会的矛盾提供方向与途径。

3.1少欲

少欲之人才可以做到“恬淡虚无”“志闲”“内无思想之患”，使喜、怒、忧、思、悲、恐、惊七情“发而中节”，达到精神内守。少欲则少思虑，思虑少则心神不伤;少欲则少悲哀，悲哀少则气机不竭绝;少欲则喜乐不过，喜乐不过则气不散;少欲则少愁忧，愁忧少则气行而不闭塞;少欲则少盛怒，盛怒少则少神志昏迷;少欲则恐惧少，恐惧少则精神不动荡。少欲是中医学从对自身要求的角度来探讨人与社会的相处之道，只有少欲才易知足，才能做到真正的“精神内守，病安从来”。

3.2仁爱

“仁者寿”三个字概括了道德与健康的关系。孙思邈在《千金要方·养性序》中提出的“德行不克，纵服玉液金丹，未能正寿”，明确了道德与健康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古今医统大全·仁道类第四》更是明确记载:“仁者静，静者寿”;“仁者必得其寿”。仁者为何寿?荀悦在《申鉴·俗嫌》中给出了答案，即“仁者，内不伤性，外不伤物，上不违天，下不违人，处正居中，形神以和，咎征不至，而体嘉集之，寿之术也”。仁者之仁更多地体现在与他人的相处过程中，表现为“仁爱”。对他人“仁爱”之人，无害人与计较之心，心中无私，常心情舒畅、心宽神安，易于长寿。“仁爱”是中医学从对他人的角度来探讨人与社会的相处之道，如果每个人都行仁以爱，那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将变得简单且容易。

4“执中调和”论治人体的疾病

中医学“执中调和”的治疗方式为患者现实需求的满足提供了一种选择。“和”的思想贯穿于中医学治疗疾病的始终，“和”既是其出发点也是其目的与归宿。中医学以“和”代表着健康，“失和”代表着疾病的产生，而“调其不和”意味着疾病的治疗，即扭转失和的状态，将人体恢复到阴阳气血调和并与环境和谐相处的健康［3］。而“调”的前提是通过“察其不和”的方式明确疾病的病机。“察其不和”针对的是中医整体观的三个层次:一是人与外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是否和谐;二是人的生理和心理是否和谐;三是人体生理上的脏腑、气血、经络是否和谐［4］。通过对这三个层次的考察，明确疾病发生的病机在哪一个或哪几个整体层面，在此基础上顺应人体的自和机制，实行“虚则补之，实则泄之，寒则温之，热则凉之，不虚不实，以经调之”执中调和的治疗方法。用药方面亦贵在执中，用之不及则无效，用之太过则伤正，正如张景岳《类经·论治类》所言:“盖以治病之法，药不及病，则无济于事，药过于病，则反伤于正而生他患矣，故当知行制，而进止有度”。用之不及往往可以通过加量来解决，而用药太过造成的损害有时是难以挽回的，故医家更多强调施药勿过。“汗而勿伤，下而勿损，温而勿燥，寒而勿凝，消而勿伐，补而勿滞，和而勿缓”［5］已成为一种治疗共识。中医学通过“执中调和”的治疗方式，恢复人体整体观的三个层面的和谐，最终达到“阴平阳秘”的“平人”状态。

5“仁心仁术”处理医者与患者关系

医者与患者的和谐相处是治愈疾病不可或缺的一环，如何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是人类治愈疾病的现实需求。中医学通过“仁心仁术”的理念而构建的和谐医患关系可为缓解医患关系提供新视角。

“仁心仁术”最初指的是君王的为政之道，为何后又指为医之道呢?《本草纲目》对此答曰:“夫医之为道，君子用之以卫生，而推之以济世，故称仁术。”《言医》答曰:“仁，即天之理，生之源，通物我于无间也。医以活人为心，视人之病，犹己之病。”将为医之道称为“仁心仁术”，也就直接要求医者能惠泽世人，行“无伤”之术，能“视人之病，犹己之病”。“大医精诚”是“仁心仁术”的具体要求，只有医术“精”，才能行“无伤”之术，而惠泽天下;只有对生命“诚”，才能“视人之病，犹己之病”，救济天下。

医者在与患者的相处过程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故中医学更多的是提出对医者的要求。而在现实生活中，提出对患者的要求也是缓解医患关系的一种方式。首先患者当相信医者，其次患者当尊重医者而不允许随意伤害他们，我们姑且将这种对医者的相信与尊重称为患者的“仁心”。只有医者的“仁心仁术”与患者的“仁心”同时具有，紧张的医患关系才能重现和谐。

中医学用“阴阳和”解释生命的产生与运转，用“天人相应”阐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用“少欲”“仁爱”调解人与社会的矛盾，用“执中调和”论治人体的疾病，用“仁心仁术”处理医者与患者之间的关系，因此说中医学的“阴阳和”“天人相应”“少欲”“仁爱”“执中调和”“仁心仁术”的思想满足了人类对健康、长寿的五大问题的认知需求。故“阴阳和”“天人相应”“少欲”“仁爱”“执中调和”“仁心仁术”是中医学的“和”价值所在，其目的都是为了“生”即健康与长寿。人类的生生不息是中医学“和”价值的最高追求，也是中医学能给予人类需要的最大满足。

来源：中医杂志作者：陈元何清湖易法银胡以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