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起西周就有疡医治皮肤病

中医皮肤性病学起源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已开始应用醋、酒、盐、饴、植物、动物等材料来治疗皮肤上的疾病。有关皮肤病的文字记载，在我国大约有3000多年的历史。《周礼·天官》载西周（大约公元前10世纪）即设置医官管理医政，将医分为食医、疾医、疡医和兽医4种，其中有“疡医下士八人掌肿疡溃疡之祝药剐杀之齐”。这是我们所知最早的，由国家设置包括管理皮肤病在内的医官分工的记载。

春秋战国至秦汉三国时期，人们对皮肤病的认识逐渐增多，积累了经验并奠定了理论基础。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五十二病方》所载皮肤病有巢者（体臭）、身疙（皮肤疮疡）、白处方（白癜风）等17种，该书外用治疗皮肤疮疡的外用制剂有40种之多，并叙述了砭法、灸法、熨法、熏法、按摩等疗法。外用药的剂型，已有散剂、膏剂、水剂、醋剂、水银剂等。还有多首治疗皮肤病的处方，这个时期治疗皮肤病的药物已由单味发展为复方。

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黄帝内经》最早出现“皮肤”一词。该书较为详细地记载了毛发的生理，指出毛发长坠与肾气盛衰的关系，指出皮肤病与全身关系密切，它往往是全身病的最初外部表现，反之皮肤病也会对全身产生重要影响，故有“百病之始生也，必先于皮毛”之说。书中有关皮肤病名有痱（痱子）、痒疥、秃疮（头部脱发性疾病）、皮痹（类似硬皮病）、尤赘（疣）、痤（痤疮）、大风、疠风（麻风病）、查皮（酒渣鼻）等近30种，并对某些皮肤病的病因病机做了较为明了的论述。

汉代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是论述外感热病和内科杂病的名著，其中也有许多有关皮肤病性病的论述。

可以说，从战国的《五十二病方》《黄帝内经》到后汉的《金匮要略》开始有了较多皮肤病的病名、病因和治疗的论述，这可以认为是中医皮肤性病学的起源。

形成历代医家层出、著述颇丰

随着整个中医体系的发展，有关中医皮肤病、性病的论述也不断增多，使中医皮肤性病学开始进入形成阶段。

例如晋代葛洪著的《肘后备急方》之卷五和卷六是专门介绍疥癣、瘾疹、漆疮、浸淫疮、诸痒等皮肤病治疗方药的篇章，提到的皮肤病有40余种，其中描述的“沙虱毒”是世界上最早关于恙虫病的记载。治疗的方法包括内服、外洗、外搽等，并介绍了多种外治皮肤病的简单方法，如疠疡风（麻风病溃疡）用乌贼骨敷之，白驳风（白癜风）取鳗鱼脂敷之，白秃（头癣）用黎芦、猪油搽之，漆疮（漆树皮炎）用汉椒汤洗之等等。

南齐人龚庆宣所著的《刘涓子鬼遗方》被认为是我国现存较早并具代表性的中医外科专著，基本上反映了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医外科的主要成就。其中有相当多的内容是论述皮肤病的，比较详细地介绍了用中药内服外用治疗多种皮肤病的方法，为中医皮肤病的发展作出了较大贡献。

隋·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对中医皮肤病的病因病理、临床症状和治疗方药更是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论述。其中《诸病源候论》所记载的皮肤病多达100多种，几乎包括了当今常见的皮肤病。如该书对漆疮(漆接触性皮炎)病因病机和症状的描述就十分详细，曰“漆有毒，人有禀性畏漆，但见漆便中其毒，喜面痒，然后胸臂胫皆悉瘙痒，面为起肿。”认为瘾疹(荨麻疹)的发病原因主要是由于“人皮肤虚，为风邪所折”。明确指出疥疮的发病是“皆有虫，人往往以针头挑得”；而西欧有关疥虫的报告最早见于18世纪，迟于我国1000多年。

唐·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对皮肤病的治疗方药作出了较大贡献，弥补了《诸病源候论》中有症无药的不足。据不完全统计，该书用来治疗各种皮肤疮疡病的中草药有197种之多。

元代齐德之的《外科精义》，张从正的《儒门事亲》和朱震亨的《丹溪心法》，这些书都对皮肤病有论述。如《外科精义》用于皮肤疮疡的药方多达145个。除此之外，这一时期的中医古籍还有疳疮（下疳、臊疳）、妒精疮、阴疮、阴蚀等病名之记载，与当今的硬下疳，软下疳和其他皮肤溃疡性性病有很多相似之处。

明、清两代是中医学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名医辈出，医著林立，中医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医皮肤病的理论和临床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进一步充实、完善和提高，初步有了中医皮肤病学的雏形。

明代对皮肤病论述较多的医著主要有刘纯的《证治要诀》、薛己著《外科发挥》和《外科枢要》，汪机著《外科理例》，陈司成著《霉疮秘录》，张景岳著《景岳全书》等；其中以《外科理例》《外科正宗》和《霉疮秘录》三书对中医皮肤病性病的发展贡献和影响最大。

《外科理例》比较全面叙述了皮肤疮疡病的证治方法，尤其强调外病内治，曰“外治必本乎内，知乎内以求乎外。”另外，该书还附有较多医案，其中治疗杨梅疮的医案就有5个。《外科正宗》全书4卷，论述的病种100多个，其中将近一半是属于皮肤病范畴的。该书的特点是每一个病种的理、法、方、药齐全。

《霉疮秘录》是我国第一部有关梅毒的专著，该书系统总结了我国16~17世纪治疗梅毒的经验，例如该书曰“霉疮一症，细考经书，古未言及，究其根源，始于午会之末，起于岭南之地，致使蔓延全国，流祸甚广。”明确指出梅毒始见于我国广东，以后逐渐蔓延至全国。所以古时霉疮又有“广疮”之称。

据医史学家考证我国的梅毒确实是在16世纪初期由西方经广东传入中国的。在梅毒传染方式上，该书明确认为是因不洁性交而传染，妓院是主要的传染场所。如该书云“一狎有毒之妓，初不知觉，或传妻妾，或于姣童。”

在梅毒临床表现上，该书已认识到了由硬下疳到二、三期梅毒的发病过程，如该书曰“霉疮始生下疳，继而骨痛，疮标耳内、阴囊、头顶、背脊，形如烂柿，名曰杨霉疮，甚则毒伤阴阳二窍。传于心，发大疮，上下左右相对，掣痛连心；移于肝，眉发脱落，眼昏多泪，或贡瓜甲。”

在梅毒的治疗方面，该书对各期霉疮的治疗均有详细论述，其中最突出的是首次介绍了用中药砒制剂治疗梅毒，这比国外欧洲开始用砒剂治疗梅毒要早300多年。

清代有关皮肤病的主要医著包括祁坤的《外科大全》、王洪绪的《外科证治全生集》，吴谦的《医宗金鉴》等10多部，它们之中要数《医宗金鉴·外科心法要诀》和《疡科心得集》对皮肤病的论述最多和最为详细。

成熟开创新中国中医皮肤科事业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党和政府的重视下，中医皮肤性病学得到较快的发展。1954年，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成立了中医科，一代名医赵炳南应邀担任副所长并负责中医科的工作，在那里与胡传揆、李洪迥等西医皮肤科同道共同工作、交流，用疗效获得了尊重。

1956年北京成立了中医研究院，各地纷纷建立了中医医院，赵炳南、朱仁康、金起凤及各地名老中医所在的中医外科均越来越多切入了皮肤病的治疗；1974年赵炳南带领7位同志从北京中医医院外科分离出来，建立了我国第一家独立的中医皮肤科，随之各家医院均有一批医师从中医外科分脱出来，专门从事中医皮肤科的临床和科研工作，这标志着中医皮肤科这一临床学科的建立。

1955年底，国家试办了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开始有了我国的中西医结合研究工作。1956年，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开办了第一批中医学院，开始有了中医的高等教育。在这以后一批西医学习中医的临床医生和同时具有中医和西医知识的中医高等院校毕业生进入了中医皮肤科，使中医和中西医结合皮肤学科得到了较快发展和提高。

其中的翘楚北京中医医院的张志礼教授、天津长征医院的边天羽主任医师和上海中山医院的秦万章教授等人，共同开创了我国中西医结合皮肤性病事业。

发展已有中医皮肤科的国医大师

1978年改革开放后至今，我国中医和中西医结合皮肤性病学更是发展迅速，标志性的成就有：全国省市一级的中医院基本上都设立了中医皮肤科；出版了许多具有代表性的中医和中西医结合皮肤性病学学术专著；成立了全国性和省级的中医和中西医结合皮肤性病学术组织等。

目前全国已有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皮肤科、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皮肤科、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皮肤科，3个单位纳入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建设；另有7个单位的皮肤科定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专科。这一阶段涌现出陈彤云、禤国维、欧阳恒、王玉玺、艾儒棣、徐宜厚、庄国康、马绍尧、邓丙戌、王莒生等一大批名中医。2014年禤国维更被评为第二届国医大师，标志中医皮肤科已经广受关注，标志着我国中医和中西医结合皮肤性病学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未来求发展须关注五个问题

纵观中医皮肤病学科发展的方向和趋势，需要关注和解决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理论创新：随着中医皮肤病学科学术发展，将会有而且也必须有新的理论来充实发展中医皮肤病学科的学术内涵，并有效地指导临床实践。

二是学科分化：可以预计，随着中医皮肤病学科的发展，中医皮肤病学将完全从中医外科学中分化出来并出现下一层次的学科分化，如中医性病学、中医美容学等等。

三是研究病种：今后一段时间中医皮肤病学研究的前沿和方向将仍然是：①疑难皮肤病：包括自身免疫病、变态反应病和有遗传倾向皮肤病，如红斑狼疮、皮肌炎、硬皮病、天疱疮、荨麻疹、湿疹、特应性皮炎、银屑病等；②与美容有关的皮肤病：包括脱发、痤疮、白癜风和其他色素性皮肤病。③感染性皮肤病:主要是性病、真菌病和病毒感染性皮肤病。

四是中医特色：皮肤学科是中医特色疗法的优势学科，未来中医皮肤病学发展的方向和最大优势仍然是中医特色的挖掘和发挥。

五是中西医结合的临床与实验研究：中西医结合是中医皮肤病学发展的重要手段和途径。目前国内已经显示而且必将继续证明中西医结合将有力促进和推动我国皮肤病学科的发展。

相信随着我国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在中医和中西医结合皮肤性病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我国中医皮肤性病学科一定会发展得更快更好，扬帆远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