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人”本是上古“医家”的概念，而非常识所认为的取资于“道家”和“道教”。“真人”实质上是一种长寿传统的集中体现，这种传统来自于上古健康文明的最高成就。

•对精神状态“高质量发展”的重视和强调是中医学理论体系得以建立的核心，也可以说“神”即人自身的精神就是中医学理论与技术的生发点。

•上古健康文明先于“礼乐文明”，中医药学就具有创建“新礼乐文明”的先天禀赋。因此，中医药学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就具有基础性的价值。

•在促进健康中国建设的过程中把“每个人”都看作传承与发展的主体，真正实现“自己是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目标。这符合《黄帝内经》的精神原旨，也是“为己之学”的新教化。

《黄帝内经·素问·气交变大论》这样说过：“善言天者，必应于人，善言古者，必验于今，善言气者，必彰于物，善言应者，同天地之化，善言化言变者，通神明之理。”这真是“穷神知化”之言。《周易·系辞下》曰：“穷神知化，德之盛也。”按照儒家通行的解释，此“盛德”是“圣人”以及“君子”修为应当达至的高度。但是，《素问·上古天真论》给出了不同的说法，认为从时间的先后来看，“真人”和“至人”在前，应当是“神明之理”的肇立者，“圣人”和“贤人”只是传承者而已。《周易·系辞下》又曰：“《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为“群经之首”的《周易》是古代思想文化的集大成者，但若要追溯其来源，当然应当从“上古”着眼。《周易·系辞上》曰：“神无方而易无体。”此句可以从体用上解释，以为“神”是“易”之体，“易”为“神”之“用”。也可以从时间先后上解释，认为只有见到“上古”的“神无方”之理，才能阐释“中古”的“易无体”之象。一般来说，“上古”已逝，难以描摹，所谓“往者不可追”。只是中国文化原本就具有“生生不息”的精神，看到了在“变易”之中自有“不易”者在，能够从“反者道之动”的“几微”之处出发，做到“通古今之变”。因此，“善言古者，必验于今”，当非虚言。那么，谁是“善言古者”？在《论语·宪问》中，孔子曾经说过：“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可见“为己”当是“古之学者”的普遍特征，而“今之学者”对此则不甚明了，或者因为忙于“装饰自己”而恰恰迷失丢掉了“自己”，难以做到真正的“为己”。由此可见，从“为己之学”出发，当可窥“上古学术”之堂奥。

关于“为己之学”，儒、道等传统学术流派各有论述，也各有偏重，而观其会通，恰在于“神明之理”上。由此可见，对中医学的深入研究当能够开拓“为己之学”研究的新境界。笔者在关于中医学的研究过程中逐步认识到，《黄帝内经》本身可能是“为己之学”最基本的文献，藉之不仅可以追溯上古文明的真精神，而且可以推究诸家学术之本旨，并古为今用，推进中华文明的复兴。

《黄帝内经》何以成为“为己之学”

“真人”原属“医家”

今本《黄帝内经》由《素问》和《灵枢》组成，其对医理和针道的论述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明《正统道藏》收录有《黄帝内经》，但一般以为这是“医”为助“道”之术的反映，故而在道教的传统中，《黄帝内经》一直未能与作为本经的《老子》相提并论。出现这种现象并不奇怪，目前正在编纂的《中华医藏》以《黄帝内经》为本经，《老子》等道经甚至都不在医学典籍的范畴之内，反映出我国学术界对“医”“道”关系认识的“古”“今”状态，即“道”的包容性较“医”更大，医学仅仅是治病防病的实用之学。

随着健康成为每个人终极需求时代的来临，“医学”在兼容并蓄中迅速发展，日益显示出其知识边界的无限性，这为重新审视中医药学的基本性质提供了历史机遇。通过对《黄帝内经》等经典的深入研究发现，中医药学的独立性是一个被长期忽视的基础性问题，而一旦正视这个问题，那么中医药学确实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一般来说，学术界普遍倾向于认为中医药学的发展受易、道、儒、阴阳、兵等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甚多，而关于“医家”对各家的滋养研究甚少。可以说，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一个“盲区”，目前则是给予全面研究的时候，首当其冲的则是“医家”的原创者问题。至今为止，《黄帝内经》的作者是谁在学术界未有定论，主流看法有“托名说”和“黄帝说”两种。《素问·六节藏象论》曰“此上帝所秘，先师传之”，说明医家的师承渊源有自，只是难以为外人所道而已。王冰对此注释如下：“上帝，谓上古帝君也。先师，岐伯祖之师僦贷季，上古之理色脉者也。《移精变气论》曰：上古使僦贷季，理色脉而通神明。《八素经》序云：天师对黄帝曰：我于僦贷季理色脉已三世矣，言可知乎。”

《黄帝内经》主要是以黄帝和岐伯君臣对话的方式形成的，从王冰的注释来看，这种方式也是上古君臣之间讨论“医学”问题传统的延续，而从“理色脉而通神明”的描述中则反映出“医家”的“早熟”，医家或是中国最早的学问。如果这一传统成立的话，那么《素问·上古天真论》关于“真人”“至人”“圣人”“贤人”的论述则顺理成章，此即“真人”本是上古“医家”的概念，而非常识所认为的取资于“道家”和“道教”。在后世文化与文明的发展过程中，修真成仙虽然成为道教的鲜明特征，但是“十道九医”的现象则表明这是一种不可磨灭的原始记忆。可惜的是，如今的中医药学对“真人”避之惟恐不及，故而难以获得历史的“真知”。

“真人”之“见己”与“为己”

“真人”实质上是一种长寿传统的集中体现，这种传统来自于上古健康文明的最高成就。可以说，老子当是这一传统的杰出传承者和弘扬者，即便是他“西出函谷”的行为，也可从《素问·上古天真论》“去世离俗”的描述中得到释然：“黄帝曰：余闻上古有真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寿敝天地，无有终时，此其道生。中古之时，有至人者，淳德全道，和于阴阳，调于四时，去世离俗，积精全神，游行天地之间，视听八达之外，此盖益其寿命而强者也，亦归于真人。”

从上可见，“独立守神”也好，“积精全神”也好，“真人”的“（精）神”是最完整的，从而也是最健康的，这就为后世文明的发展树立了一个典范。对这个典范做进一步的分析，则会发现“独立守神”是“见己（见独、独立）”和“为己（守神）”的综合，这也是“为己之学”的关键及其得以建立的基础，从而使得中医学的性质产生了质的飞跃，即从平常所谓的治病之学上升为理解“为己之学”的基础性学术体系，也使得对“古之学者为己”的理解摆脱了一鳞半爪的状态。事实上，对精神状态“高质量发展”的重视和强调是中医学理论体系得以建立的核心，也可以说“神”即人自身的精神就是中医学理论与技术的生发点。明确了这一发展原点，才能系统分析和研究中医药学所达到的高度及其与中华文明的关系。这也是多年以来中医药的战略发展所忽视的基础问题，即如何衡量中医药学在中华文明创立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问题。深入揭示这个基础问题，明其所归，对发展道路的选择就能够做到“毫不动摇”。

“为己之学”即“真人”之学

关于“毫不动摇”的例子，在《老子》有“虽有拱璧以先驷马，不如坐进此道”；在《孟子》则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我们看到，在《庄子·让王》中，尧舜让天下而无人接手，充分说明了“古之学者”的“为己”风范，亦即《老子·十三章》所指出的“贵以身于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从“为己”出发，我们对如下观念也就有了进一步的理解：“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绪馀以为国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观之，帝王之功，圣人之馀事也，非所以完身养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弃生以殉物，岂不悲哉！”（《庄子·让王》）

在当代的社会语境下，上述观念所要表达的思想就是健康是决定一切的首要任务。国家治理也好，全球治理也好，治理路径选择的标准就是看其能否有利于对健康的促进，一旦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一切以“健康促进”为中心，那么就会为这个世界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可以说，中医和道家是促进健康的最宝贵的文化、卫生、科技和经济资源，不明其“真”，则不懂其真正的价值，这对个人、社会和时代都是一个悲剧。而要避免悲剧的发生，就要从做一个“真正”的“人”开始。

从上可见，“为己之学”就是让人成为“真人”的学术和道术。所谓“真人”，其实就是能够主宰自己，使自己的精神保持健全从而远离疾病困扰的人。上古的真人大多是通过避世以全其真，人虽“出世”，但其精神风范仍然是“入世”的，并且成为上古健康文明的缔造者。以前人们多是通过道家和道教的典籍文献认识和研究“真人”，如今通过对《黄帝内经》的研究，不仅使得中医学成为新的传承和弘扬“真人精神”的现实基础，而且使得“健康中国”建设获得了新的文化资源。“真人”是“为己之学”的创立者，也是最先意识到“自己是健康的第一责任人”的人。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医学逐渐以“治病救人”为第一要务，成为了“为人之学”。今返本还原，明其本旨，重现“古之学者为己”的精神，则有可能深刻改变对中国文化基本格局和面貌的认知。

医学溯源与中国“新礼乐文明”的构建

“治未病”彰显“礼乐文明”的真精神

2006年，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在北京筹备成立，学术界认为这是中医学与儒道释并立成为中国文化“四大金刚”之一的标志。随后，编纂《中华医藏》获得国家正式立项，中医药发展也上升为国家战略。但在这些良好发展态势的背后也仍然存在没有解决的基本问题，即中医药学在国家文化建设领域的参与度不高，究其原因，这与百年以来一直把中医药学类比于“自然科学”的不当归类有关。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就需要深入考察中医药解决中国文化与文明创新发展问题的潜力。

进入近世以来，与西方文化的融合发展问题成为数代学人关注和研究的基本问题，他们相信一定能够找到基础路径，取得与“佛教中国化”的历史经验类似的新经验。随着全球化发展的逐渐深入，特别是随着“科学”的褪色和“健康”的兴起，中医药通过提供健康促进的整体方案而成为解决全球文明发展问题的新生力量。正如前面所提出的，“医家”是中国最早的学术，而“真人”则原属于“医家”。关于“医家”，古称“方技”。在《汉书·艺文志》中，“医经”“经方”“神仙”“房中”属于“方技”四家，此“方技”即医家，《黄帝内经》原属于“医经”，后则成为“方技”的集大成者。在《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有“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之论，马一浮先生曾在《皇汉医学序》中对此有如下议论：“人之生也，寒暑燥湿攻其外，思虑忧患贼其内。形劳则敝，神劳则竭。或形羸而神王，或形壮而神菀。故曰：剥奔马若稿，割狡兔犹濡，形神偏伤也。唯善养生者，尽百年之寿而不衰，应四时之气而无逆，故能疾疹不生而形神以调。是以善医者治未病，此犹礼禁未然而刑施以后。古之道术盖有在于是者，未可以方伎小之。”

“方伎”即“方技”。从上可见，马一浮先生认为“方伎”原为“古之道术”，需要改变历代以来“小之”的传统看法，深入发掘其尚未被认识到的价值。如何认识？在这里他提供了一个启发性的思路，即从“礼乐文明”制度文化建设的功用方面来考察，中医的“治未病”就相当于“礼禁未然”。也就是说，在“治未病”中能够彰显“礼乐文明”的真精神。如果更进一步，从“为己之学”发生发展的历史来看，在西周初期定型的“礼乐制度”属于“德治”的范畴，其在社会制度文化方面的“治未病”性质也是对“真人”文明的传承发展。由此可见，对中医学的溯源研究有助于探究“礼乐文明”的历史真相，从而获得对“圣人”传统的“真知”。

上古文明的“健康”特质与标准

当然，这是一个足够宏大的文明溯源与研究工程，其意义和价值不仅远超甲骨文的发现，而且也将开创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其性质来看，这是对上古思想的精神考古，亦即《列子·黄帝》所谓的“神游”，或者《庄子·天下》的“闻风而悦”。《庄子·天下》赞叹曰：“关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这里的“古”是相对于文本的作者而言的，与“古之道术”之“上古”相比尚属于“中古”。我们看到，从《黄帝内经》来看，关尹、老聃所“闻”的“风”当属“真人”之“风”：“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澹然独与神明居，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关尹、老聃闻其风而悦之，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谦下为表，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

“澹然独与神明居”，确实具有“独立守神”“积精全神”的“真人”之“风”，也说明老子所传承的是“为己之学”。因此，要明了老子之“道”，关键在于“心主神明”。能得以与“神明”相伴，还有何事？这就是以“教下”为“已任”的文化传承与普及，从而形成了源远流长的“中华健康文明”。

应当说，以《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等为元典的中医药学是“中华健康文明”的主体，随着社会对健康的重视和需求的不断提高，中医药学及其元典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的地位也呈现出上升态势，这也是中医药学逐渐以独立的姿态出现于学术界的时代背景。在“健康文明”的视域之下，“礼乐文明”和“礼崩乐坏”之后诸子努力重建所形成的不同学派仍然“生生不息”，并将共同创造出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新礼乐文明”。对此目标抱有乐观态度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医药学将成为衡量学术流派价值的新标准，这也可从马一浮先生关于五行的论述中看出端倪。

马一浮先生曾经指出，早期的中国文化存在不同的取象传统，各有道理，但是五行与五脏之间的配比关系应以今文学家为准，以此看病则有效，反此则会加重病情甚至死亡。这种配比关系就是木火土金水与肝心脾肺肾分别相对应。其实细论起来，在中国文化数千年的发展历史上，医学在有意无意间成为中国文化说理的标准，这对深入理解中医药与中国文化的相通性提供了新途径。以前梁启超等学人往往认为“五行学说”只是一个“说理工具”，各家皆可用之，没有意识到其实是一个“说理标准”。这种转变的关键是五脏和五志关系的确定，即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志，所以称五脏为“五神脏”。脏各有神，神各有所主，这是对中医药“为己之学”之自主传统的细分。以这种细分为基础，再重新研究和分析中医药与诸子百家的关系，则可发现中国文化本有的“说理标准”，即如果其立说与中医药的理论精神不符合，那么这种学说就是可疑的；如果得到了中医药的支持，那么其学说就是可信的。所谓空说无凭，医学是证。医学无凭，身心是证。身心无凭，健康是证。中医药学是中国文化健康学说之总汇，质诸健康而不疑，才能慎终如始，大道直行。我们看到，“健康”超越“科学”而成为新的时代标准，使得中医药事实上成为中国文化评价标准的意义豁然开朗。

通过上述梳理和分析，我国上古文明的“健康”特色及其本质逐渐显露出来，即这是一种被“礼乐文明”所“发展”而又被“医家”完整传承的“健康文明”。只是自周代以来，这个上古文明的“健康”本色被“礼乐文明”所遮蔽，或者说在历史性的“文”“质”之变中，“真人”的理想逐渐“退步”，被淹没在各家“典籍”之中，由此“为己之学”也演变为“为人之学”，并呈现出“百家争鸣”式的繁荣。如今“健康”将超越“科学”而成为全球文明发展的新标准，在这种趋势下，“健康”和与之相关的“医学”也将成为当代和未来“百家”发展“殊途”而“同归”的“博大”之学。因此，中医药学不仅在中华文明体系中的地位“蓦然”上升，其在促进全球文明创新发展中的作用也将凸显。可以说，由于上古健康文明先于“礼乐文明”，中医药学就具有创建“新礼乐文明”的先天禀赋。因此，中医药学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中华现代文明建设就具有基础性的价值。

践行“为己之学”，开创文明新风

古礼提倡“为己”

目前，中华文明溯源研究以器物考古为多，通过所发现的实物形态及其功用来推测上古文明的演化进程。从其思维特性来看，这是一种与“进化”或“进步”观念相关的研究模式，与老子提出的“退步论”不同。《老子·三十八章》说：“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后世学者从“百家争鸣”的时代背景和学派传承发展的历史脉络出发，多借助于“儒道相争”的论域来认识老子对“仁义”和“礼”的主张，有失老子“不争”“不辩”之本义。事实上，老子本人就是古礼的传承者，从司马迁《史记》对老子的描述来看，这当是一种本质上关于“修道以养寿”的传统，故而老子在孔子问礼之时才有“无益于子之身”的告诫，认为“为己”才是正途。从学术发展史来看，“为己之学”不明，对老子的历史认识和定位则缺乏系统的支撑，不仅难以对《庄子·天下》关于“古之博大真人”的赞叹给予进一步的阐释，也难以正确评价中医学与诸子百家的关系。

“以古为师”，建设“新礼乐文明”

从历史渊源来看，医家和道家最为切近。“医”和“道”之间不仅可以互释，而且互为体用。但在历史上，《老子》常被误解为“不求进步”，反对“文明”，医学也仅仅是关于治病的实用之学。如今从医学再看老子的上述“退步论”，其在本质上应是一种从健康出发对人之生命现象所作的直接观察，通过以自己为标准的“以身观身”，在与“婴儿”比较的过程中发现了“退步”现象，即“生长壮老已”表面上是“进步”，实际上却是“生命活力”的逐步丧失。因此，老子所指出的“退步”是真实不虚的，防止“退步”也是有路可走的，此即《老子·十九章》所说的“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从后世道家与道教发展的历史来看，指出“退步”和承认“退步”恰恰是解决“退步”的认知前提，各种“长生不老”道术的发明及其典籍文献的累积，无不与解决健康水平的“退步”相关。与古代社会的人均寿命普遍偏短的客观事实相比，以原始道家和医家为代表的“长寿”传统可谓是“出类拔萃”，成为中华文明的“标杆”和“典范”。对此进行深入考察，既可以弥补文明溯源研究的不足，又可在“健康”成为全球共识的情况下获得对中国古代文明新的理解，从而有助于中国“新礼乐文明”的建设。在此意义上，老子的“退步论”其实是对评价标准逐渐降低的不满意，而要维持“高标准”，就需要“以古为师”，传承和实践“为己之学”。老子是实践这一学术体系的典范，因为时代所限，只能“独善其身”。今日的健康中国建设倡导“自己是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故而“为己之学”将重放异彩，成为建设“新礼乐文明”的基础。

目前，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任务已经提出，中医药于此当大有可为。孔安国序《尚书》曰：“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考古与文献记载，伏羲制九针，神农尝百草，黄帝与岐伯论医，即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相传也是创造中医药的代表人物，与他们相关的上古典籍也被称为“三皇遗文”，成为中华文明的基础性和元典性文化遗产。以前的研究对他们在医学上的贡献及其地位认识不够，故而延迟了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进程。事实上，中医药的自主发展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机构成部分，也是通过“新礼乐文明”建设促进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具体实践。既然目前已经认识到中医药“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那么就需要毫不迟疑地创新做法，在促进健康中国建设的过程中把“每个人”都看作传承与发展的主体，真正实现“自己是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目标。这符合《黄帝内经》的精神原旨，也是“为己之学”的新教化。（张超中 李晓蕾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注：文中所载药方和治疗方法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