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北京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王琦

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名老中医项目负责人、北京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谷晓红

关于中医药传承创新：熟谙经典，汇通古今

1.创新学说来源于中医经典著作

谷晓红：近日拜读您的《王琦医书十八种》，学术思想体系可谓博大精深，可概括为“六四三九三三”，即六大学术体系、四个学说、三个关键、九种体质、三辨模式、三级预防。

王琦：您总结得很好。我的四个学说，中医体质学、中医藏象学、中医腹诊学、中医男科学，都来自于经典著作。中医体质学说来自于《黄帝内经》，它给我提供了一个思维，但至于是不是九种体质，古代是怎么分的，这是那个年代的思维方式。但是《黄帝内经》讲阴阳二十五人，告诉了我一个事实——人是有不同的，是可以分的。从这个点上，把它延伸出来形成了中医体质学说，同时我还赋予了它很多现代科学内涵。中医藏象学说、中医男科学也是从《黄帝内经》中来，腹诊理论是从《伤寒论》里面来的。这四个学说的形成对中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理论发展，都源于中医经典，经典著作给了我启迪。

谷晓红：知道《黄帝内经》中有关于体质分型的人不在少数，但是您怎么就能发展出九种体质？

王琦：当时我们做《素问今释》，只是对《黄帝内经》全篇的一个解读而已。后来我读到《阴阳二十五篇》，脑海中对人的体质分型萌生出一个疑问，当时认为体质反映的是一个人的人格。后来我写研究生论文时，我们那个年代的论文主要是总结名老中医的经验，但我当时就想研究体质。人与人不一样，但是不能用《黄帝内经》这种分成二十五型人的方法来研究，我就开始思考能不能在当代社会语境下创造新的分法，比如怕冷的人叫阳虚、怕热的人叫阴虚。最初的灵感是这么冒出的，冒出以后就开始写。方药中老师得知此事后说：“王琦，你不想毕业了吗？大家都那样写论文（指总结中医名家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等），唯独你没那样写。”我说：“老师，您先让我写，写不成体质研究论文，老中医经验的论文我也已经写好。”方药中老师当时很严厉地跟我说“不要撂在答辩台上”。我听后非常紧张，跟老师说：“让我写写看，我写出来给您看，之后再定如何？”我们的老师在学术上特别有包容和宽广的情怀，我把论文写出交给方老师后，过了三天，他把我叫过去说：“你就写体质，他们说你写得很好，我也觉得不错，我支持你。”原来方老师把这个稿子发给任应秋老师看，任老师说您这个学生写得很有意思，把方老师还夸了一顿。方老师看到我的论文也很高兴，他一直支持我。后来我就沿着中医体质这条路一直往下走，这是我心里决定一辈子要做的事。我三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规划八十五岁在做什么，这在中央电视台的《东方之子》节目有记录。当时访谈者问我人生规划是什么，我说八十五岁以前我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研究体质，然后做国自然项目、带学生，一辈一辈的学生往下做研究，此外还有男科研究。

2.从中医男科学的建设发展看中医传承创新之道

谷晓红：中医分科有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等，没有男科，男科被放在外科体系当中。但是实际上，男科有大量的疾病属于内科疾病，不属于外科疾病。所以在我们的培养体系当中，您认为如何看待男科，它的发展定位应该是什么？

王琦：中医男科学建设面临的问题，一是没有“身份证”，我国医学学科专业目录中，尚无中医男科专业，难以对接大学科循环；二是人才培养存在问题，高等院校没有设立单独的课程，公立医院鲜有独立男科门诊和病房；三是科研水平有问题，研究无法立项，缺少男科大数据资源平台。男人有多少病？《王琦男科学》中就涉及132种病。我们男科有一句名言：“人类对睾丸的理解，还不如对地球的理解。”男科病有“三座大山”，一是不育症，二是阳痿，三是前列腺炎。其他还有如精索炎、精索静脉曲张、前列腺钙化等一大堆问题。不知道北京中医药大学有没有可能建立男科，就像我创立中医体质学一样，那会在全国首屈一指。

谷晓红：您做体质和男科的研究，是谁先谁后，还是并驾齐驱、左右开弓？

王琦：我首先是做体质的研究，后来做临床，当时体质学不是一个临床学科，后来升了副教授，可以出专家门诊。医务处处长问我计划出哪一科的专家门诊，我告诉他出男科。他说哪有什么男科门诊，你以为医院是你自己家开的诊所。我说我不想跟着血液病、老年病、消化科等门诊后面跑，你让我看三个月，如果没人找我看病，你就关门。他回复我得问问院长。那时候西苑医院院长是李祥国，医务处向院长汇报说王琦要搞男科，李院长说他那人就这样，你拗不过他，你就让他看三个月，三个月后如果不行就关门。当然后来看男科病的人很多，门诊就开下来了。

男科门诊开一段时间以后，我意识到只会看病不行，这个学科还没理论架构。当时我跟天津出版社的张老师一起去承德医学院讲课，私下里我们讨论问题，我说想编本《中医男科学》，他说听都没听过中医男科学。后来《王琦男科学》这本书出版之后，新华社等众多新闻媒体报道出来，大家都很惊讶，之前竟然没有中医男科学。秦国政等现在的一批中医男科专家，基本上都是我当时带的学生。我在临床上从事了很长时间的中医男科学工作。但是近20年来，基本上只做体质研究。

谷晓红：您的男科研究创新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王琦：说到创新，当年研发治疗阳痿的中药时，“伟哥”还没上市，我研发的疏肝益阳胶囊可以解决阴茎供血的问题。那时我团队的博士后王济将疏肝益阳胶囊与“伟哥”做对照研究，发表了一篇很好的论文。后来我又研发黄精赞育胶囊，用恒河猴做实验，使恒河猴的睾丸锰中毒，造成其生精功能障碍，然后用黄精赞育胶囊灌胃，发现可以修复恒河猴的曲细精管进而使其产生精子，这在30年前是了不起的事。

谷晓红：能不能通过您的“六四三九三三”学术体系告诉后学者，治学最关键的是什么？

王琦：熟谙经典为其本，旁及各家为其川，精勤不倦为其博，勤于实践为其恒，精于临证为其巧，融汇古今为其变，自成机杼谓之家。

关于中医药国际化：我主人随，卓然自立

1.中医药一定要转型，但不能“转基因”

谷晓红：关于创新发展，您在科研方面做了大量研究，您既有中医研究，又有研究中医，既有理论研究，又有实验研究、临床研究等。在科研方面，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背景下，如何提高中医药的国际化、现代化及其解释能力、对话能力、临床能力？您在很多年前就谈过关于中医药国际化的十大问题。能不能进一步谈谈在这方面的认识？

王琦：一个独立的医学门类，有为才能有位。想要别人肯定你的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就必须跟着时代前行。精华要传承好，要守正，然后要创新。创新是科学研究，是与过去历史的不同，是增长、是延伸、是拓宽，否则不能叫创新。另外，中医的形态要发生变化，包括服务形态和表述形态都要变化。中医学的研究要体现科研品质。这个品质，不是中医学人对中医的了解和认同，而是国际社会、大科学背景下的认同。没有认同，就不能在世界大家庭、大科学里面，成为闪耀一员。科学也是“联合国”，要在多种民族、不同语言环境下体现自身存在的价值，所以必须有办法融汇进去。

中医必须走现代化道路，走现代化道路必须要用科学研究的方法，而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命题，就是欲求融合，必先求自我卓然自立。也就是说中医自己首先要能够卓然自立，能够确立并保持主体性，再用各种方法来研究。经过研究，中医还是中医，各种方法手段使中医提高，而不是把中医消融掉。因此，“我主人随”还是“人主我随”，是我们当前一个非常重要的必须解决的问题，也就是刚才您提及的研究中医和中医研究。首先是中医研究，然后才是研究中医。主体必须是中医研究，中医本身的主体性不能削弱。用各种声、光、电、磁、波，用什么方法都可以，但是这些方法手段的作用是丰富中医、解释中医，让中医得到更多的科学论证，以及应用现代语言、公众语言来表达中医。不仅完全不影响中医的存量，反而提高了中医的影响力。

2020年至今，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强调，“既用好现代评价手段，也要充分尊重几千年的经验，说明白、讲清楚中医药的疗效”“要科学总结和评估中西药在治疗新冠肺炎方面的效果，用科学的方法说明中药在治疗新冠肺炎中的疗效”。我认为，如果说“寒湿疫”“气阴两虚”，很多人听不明白；如果表述为“一个提升”（提升循证的级别），“四个解读”（调节免疫、抑制病毒、抑制炎症风暴、修复病理损伤），就能说明白、讲清楚。我们的理法方药存在，我们的语言系统存在，同时，我们也要有用现代语言解读中医药疗效的能力。解读都是要做科学研究，它不影响中医的主体问题，反而丰富了中医的内涵。中药可以消除患者的咳、痰、喘，肺部拍片后证明患者肺部的病理损伤也得以消除，这是挺好的事情。我认为，中医药一定要转型，但是不能“转基因”。

2.中西医结合不是“两张皮”，而是中西医两者共存的结合

谷晓红：转型不“转基因”。我们的基因就是中华民族的基因，就是中医药的基因。这句话表明，我们对中医药要有无比的自信，要显示出自强，要我主人随，要将中医的主体性树立在更加强大和优越的位置，形成中华医学。中华医学是包容的，但一定是以中医学的基因作为主导，然后去融合包括西医等多学科在内的交叉医学，形成中国的医学或者叫中华医学，您是否就是一直在这样做？

王琦：我主人随，方可卓然自立。中西医结合的问题，我的理解很明确——中医不能变成西医，西医不能变成中医，也决不能在中西医结合中泯灭、淡化中医药的特色和优势。《国语·郑语》讲：“和实生物，同则不济。”也就是说两种事物并列存在时，能够变成一个相互支撑和促进的事物，同质化后，就没有发展动力。所以必须在解决问题时，发挥中西医各自的优势和作用。中西医有各自的优势病种和优势环节，遇到问题各自该怎么解决就怎么解决，比如气管阻塞，肯定要西医抢救，抢救过来需要中医化痰，那就让中医去化痰。中西医结合不是“两张皮”，而是有机的结合，是中西医两者共存的结合，叫“协调发展”。

关于中医药的憧憬：中医“诺奖”梦，千万名医成

谷晓红：您在书中说：“只有从传统中来，又能超越传统，才能在学术上有所建树；只有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中医学才能发展，虽然这条路走起来艰辛，但也其乐无穷。”我认为人有少年态和老年态之分，少年态就是想做事、能做事、能成事，虽然有困难，但一直向前努力的状态。在我看来，您现在是少年态，依旧对中医学充满激情和憧憬。

王琦：我最大的愿望有两个，一个是中医学多拿“诺奖”，另一个是千万年轻中医的成长。

第一个梦想是希望中医药能在世界医学界获得它应有的地位，有为才能有位，有为才能有自信，我们的自信应该建立在中医对世界医学的成就贡献度上，所以拿最高的标准来作为中医学追求的梦，广大中医药人应该为梦放飞。

第二个梦想是千万个中医的成长。中医的未来如果没有一支精良的队伍，没有一支名医的队伍，中医药这片蓝天由谁来撑起？说一千道一万，要有一批临床家来支撑中医药服务体系，使其高质量发展，在重大疑难病上有所作为，体现中医的贡献度。此外还要在科学研究上有成就，既然中医学是自然科学的一部分，那就得去做科学研究。

2015年，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屠呦呦成为该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青蒿素成为传统中医药送给世界的礼物。而早在2000年8月28日，我曾在《中国中医药报》上发表《中医想不想得诺贝尔奖》一文。文中我写道：“诺贝尔奖是人类原始性创新的重要标志，我们要在继承传统的历史思维同时，构建符合科学发展规律的新的思维能力，要把创新看做是中医药学对21世纪的选择，科学说到底是一种思想体系，科学创新实质就是要求科学家发明和创造新的思想、新的观点，乃至新的思想体系。整个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创新、不断进步的过程，没有创新就没有人类的进步，就没有人类的未来。这对于指导中医药的发展同样有重要意义。”文章最后说：“只有实现中医药现代化才可能走近诺贝尔奖，这点是不容质疑的。我们既要看历史，又要看现实，如果沉湎于历史而不看现实，就看不见自身所处的时代背景；既要看自己，又要看别人，如果只管看自己，不去看同行，就无法进行比较，发现差距；既要看中国，又要看世界，如果只在中国看中医，不放眼全球看中医，就会‘只缘身在此山中’；既要看优势，又要看劣势，如果只看到优势，不去看劣势，就会在赞歌声中陶醉，而无法攀升前进。愿唤起我们的自信与觉醒，愿中医药在21世纪写下新的辉煌的一页。”

中医药融合创新发展的建设应该秉承“一条主线，两个融合，三个维度”的原则，“一条主线”是以中医理论、中医思维为根本，坚持我主人随；“两个融合”是基础理论和临床要融合，中医和多学科要融合，包括大数据、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等学科；“三个维度”是医教研产服务“全领域”，疾病的预警、预防、诊断、治疗、康复“全过程”和依托平台来进行的“全方位”。在未来发展中要提高中医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对话能力和解释能力，实现中西医协调发展。（本版文字由北京中医药大学马雪颜、于河整理）

（注：文中所载药方和治疗方法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