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剂学中的“基层”人文关系主要体现在药物之间的相须、相使、相杀、相畏、相恶、相反关系，这种人文关系的升华则体现在药物组合的“同舟共济”“取长补短”“七情合和”“君臣佐使”等方面。

•方剂配伍极具人文色彩，也蕴含着人情世故，方剂中的人文内涵最好的体现形式是方药合和、各司其职，医患配合、各守其意、以情令药，如此才能达到健康的目标。

中医药学是极具中国特色的生命科学，是哲学、医学与人文有机融合的一门学科。从历史进程的视角看，方剂传统药理的形成本身凭借于多方面人文因素的促进。

方剂传统药理的人文性，是指某些药理学说的形成曾受到历史上多方面人文因素的影响。其中对当今中医用药影响最大的是在宋金元时期逐渐形成体系的“药类法象”学说。该学说是在中医“天人相应”理论指导下，运用取象比类方法研究药物、方剂，其核心是对自然界现象的效法和模仿。

五代后蜀韩保升等编撰的《蜀本草》一书中认为：“凡天地万物，皆有阴阳、大小，各有色类，寻究其理，并有法象。”药物的形状、颜色、质地等成为法象药理的说理依据。也就是说中药、方剂药理及组成的特色在于它不仅植根于药物内部的性质，而且依托药物外在的因素，历代方剂传承应用与演化更是与当时的人文特点息息相关，这与西药药理只依靠药物的有效成分有着显著区别。

方剂学配伍中的“基层”人文关系

方剂的使用，是实现中医治病理法方药中的关键环节之一，其核心是针对疾病、重视药物协同关系而起作用，目的是使人恢复健康，因此它的本质体现的是人文性。

在人类使用中药治病的历史过程中，方剂的形成与发展、演变也是一个经验逐渐积累的过程，最大的变化是由单味药发展到多味药治病。其关系也就是中药配伍中的“七情”，即单行、相须、相使、相杀、相畏、相恶、相反。因此，在中药配伍过程中，一开始往往只注重单味药的作用，就像初学中医者，其关注点往往仅在单味中药的药性、归经、功能、主治上。在对单味中药有初步掌握的基础上，会逐渐积累经验，形成更为全面的认识。

单味药方就像带有人文色彩的“独行侠”一样。比如，因人参能益气固脱，因此大出血或创伤虚脱的急危重症患者应当急用，再如可缓解暑日身热口渴、汗多气喘的“天然白虎汤”——西瓜，也是单味药的使用。此阶段大多是对症治疗，是“药对症”的恰当诠释，其核心是解决疾病主症（主要矛盾）。

对于单纯性疾病，单味药的方子是可以应对的，但人体是一个复杂的综合生物体，所产生的疾病往往也极其复杂，甚至是诸症并发，单纯某一味中药很难应对复杂的病情。医家便将一系列有相互关联的症状概括为“证候”，针对这种情况，多味药配合使用应运而生，治疗疾病也过渡至“方对证”，此时医家才对疾病有了整体掌控的思路。在此基础上，才逐渐有了方剂学演化的“方对证”“药对症”结合运用，对疾病整体的掌控与随症调控配合起来的辨证论治体系才逐渐确立。虽然方对证、药对症各有侧重，但仍然是以辨证论治为核心，两者相结合才能更好地体现出辨证论治的原则性和灵活性。

配伍的关系大概有四种，也就是除了七情中的单行以外，其他的六情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的作用。

第一，产生协同作用、增进疗效，比如相须和相使的运用。相须即将性能功效相类似的药物配合使用，可以增强原有的疗效。比如石膏配知母，能明显增强清热泻火的效果；大黄配芒硝能增强攻下泻热的效果。药物的相须关系就像现实生活中“夫妻”关系一样，彼此需要、相辅相成、平等互利。相使即性能功效方面有某些共性，或性能功效虽不同但治疗目的一致的药物配合应用，而以一种药物为主，另一种药物为辅，能提高主药疗效。比如补气利水的黄芪与利水健脾的茯苓相配合，使用茯苓能提高黄芪补气利水的效果。药物的相使关系就像社会关系中的“君臣”，辅药能在关键时刻提携帮助主药，但成功的关键仍在于自身努力。

第二，药物相互作用，能减轻或消除原有毒性或副作用，如相杀和相畏。相杀和相畏是消除和被消除关系中位置变化后的不同提法，为“异类相制”，是应用毒性药物或烈性药物时应该考虑的，常用的如“十九畏”。正如张隐庵《侣山堂类辩·卷下·畏恶反辩》所言：“有云相畏者，如将之畏帅，勇往直前，不敢退却；相反者，彼此相忌，能各立其功……”如十枣汤中的甘遂配大枣，大枣不但可以缓解甘遂对胃肠道的毒性刺激，且能扶助正气，使祛邪而不伤正。相杀和相畏的药物关系就像社会关系中的一对“挚友”，相互取长补短，关键时刻能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共同进步。

第三，药物相互拮抗而降低原有功效，比如相恶，但在方剂配伍中恰当运用亦可减少副作用。现代研究发现相恶与中药有效成分间的化学反应以及在汤液中的溶解度和胃肠的吸收率等因素有关。例如黄连配伍吴茱萸，当两者比例为1∶1.5时，引起黄连性质苦寒的有效成分小檗碱的含量仅仅为黄连单煎时的5%左右，从而使黄连“苦寒伤胃”的作用减弱。相恶关系就像“对手”之间彼此相互制约，但使用恰当也能取长补短、减害增利。

第四，药物相互作用而产生或增强毒副作用，属于配伍中的禁忌，比如相反。“反”就是不正常，“十八反”即是对常见药物相反关系的总结概括。如藜芦与人参配伍后，藜芦生物碱溶出增加，同时人参皂苷类药效成分含量降低，具有增毒减效的作用。相反药物关系就像社会关系中的“敌对”关系，不能共事，否则必然会相互损害，不得安宁。

方剂中的人文关系，就像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一样，处理好这些关系是用好方剂的基础，所以这些关系是方剂中的“底层”或“基础”关系。

方剂学配伍中人文关系的升华

方剂中人文关系不仅仅是简单的药物之间的关系，更多是药物组合之间的相互作用。在方剂学中则体现在药物组合的“同舟共济”“取长补短”“七情合和”“君臣佐使”等方面。

第一，方剂中的“同舟共济”。意为功效相似或相互有协同关系的药物、药对或药物组合配伍使用，相互加强或相互辅佐，起到良好治疗作用，即团结产生力量、凝聚诞生希望。如八珍汤中四君子汤与四物汤的配合使用，就是益气健脾与补血和营药物共同作用，使气血双补，是“同舟共济”的重要体现。

第二，方剂中的“取长补短”。药物组合之间取长补短才能有效治疗，这是方剂中经常出现的关系。比如方剂中有补益药和泻下药，而错综复杂的疾病需要补泻兼施。如大黄附子汤，由大黄、附子、细辛三味药物组成，附子、细辛温里散寒，大黄攻积滞、清湿热，三药寒热并用，相反相成，取长补短，具有温阳散寒、泻下冷积之功，常用于治寒实内结证，后世称其为温下剂的代表方。

第三，方剂中的“七情合和”。其出自《神农本草经》，其对药物配伍的七种关系进行陈述，是方剂中处理错综复杂药物关系的常见方法。七情合和讲究药物配合，因为每味中药均有多项功能，相互配合使用，发挥各类药物的长处，使其各得其所、各归其位、减毒增效、七情合和才能发挥有效治疗的作用，其核心是“和而为治”。比如半夏泻心汤治疗心下痞，是“辛开苦降”方，方中用半夏和干姜就是相畏、相杀配伍，起到减毒增效，又有辛散消积、燥湿化痰、温热散寒之功；同时黄芩、黄连相须为用，二药能泻胸中之邪热，可以泻心；人参、甘草、大枣配合相使，益气扶正；全方寒热并用，辛开苦降，七情合和。

第四，方剂中的君臣佐使。中医学里的君臣佐使理论是方剂配伍的基本原则，它论述了各药在方剂中的地位及配伍后的性效变化规律。这种关系来源于古代划分当时社会阶层或为当时的一种社会形态，人们对君王、大臣、佐将、使者的主次、职责与权力大小十分清楚，便于理解。如中药复方牛黄解毒片中，牛黄苦寒，清热解毒，为君药；雄黄、冰片助君药清热解毒、消肿散结，生石膏、黄芩助君药清热泻火，为臣药；大黄泄热通便、导热下行，桔梗清利咽喉、载药上行，二者配合升降得当，为佐药；使药甘草既清热解毒，又调和诸药；诸药合用共奏清热解毒、消肿散结之效。

总之，方剂配伍是极具人文色彩的中医学理论，其中蕴含着人情世故，其发展演化过程也体现了中华民族与疾病斗争的辉煌历史，是勤劳勇敢、智慧机敏的古代先贤学习自然、认识人体、理解应对病患的思维结晶。不管是基础人文关系的诠释，还是其进一步发展的复杂社会关系映射，都能体现出医者对于劳苦大众的关爱和对人体参合天地的思考。方剂中的人文内涵最好的体现形式是方药合和、各司其职，医患配合、各守其意、以情令药，如此才能达到健康的目标。（郝高庭 山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聂优爱 王世民 山西中医药大学  王左希 上海迈川市场策划有限公司医学部）

（注：文中所载药方和治疗方法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