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病切忌泥于何病何方，误所施用，即对症之方亦未必全合现症，全在医者就证加减。“治病断无呆抄旧方之理，每见有执方书而谬试，徒无益而有损。”

　　多种疾病始于上焦，轻可以治上，实邪非必使用攻利可除，轻可以去实。外感、内伤有多数证候非“折伏”之法可以取效，峻烈之品又极易戕伤正气，于此则每可以轻剂而奏功。

　　其病亦非必皆成死物于此处，多为气机滞碍脏腑不宣，正邪扭结，痰水不化之类，亦非必定用推墙倒壁之物，冲锋陷阵之师方能治之。

　　陆观虎为医林名宿，家学渊源，转益多师，临证数十载，学验俱丰，曾任天津市中医医院首任院长。他一生寓学术思想于临床经验之中，诠妙谛于常法之外，堪为后学津梁。笔者在此简要介绍其学术思想，以期惠及学人。

　　医理求明、真、精、通

　　陆观虎尝谓：“须知人身本于阴阳，禀五气以生，生后乃借阴阳、五气以养，亦因五气有所乖戾而病。天地间形形色色无一不本于阴阳，即所谓‘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五气指木、火、土、金、水而言，就其病为‘五运六气’，即四时六气之变化，风、寒、暑、湿、燥、火也。然何气为病，何者能疗，必当深明其理，洞悉其原。医者须明其理，理明是为其用，用后其理更明。”其学以明医理为先务，但医理之说凡浅显者人人可以道出，深奥者又往往高而不切于实际。

　　因此，陆观虎学医理要求明，明则理无所昧；要求真，真则不流于诡奇；要求精，精则不枝不蔓；要求通，通则贯串而成体系,于瞬息万变之临床表现中取得明确认识。其说虽不多，但似浅而实深，似简而实丰，临床实践经验又是“寓理论于临床”，故其医案处处是法，亦处处是理，深得仲景、天士之理在法中、方中、药中之遗意。

　　他理论通达，且于临诊之际应变无方，其辨证之准，用药之精亦在于见理之真与法度之明。尝谓：“夫医究非‘仙’，何以良医独照如神，无他,能四诊互勘，抉其独到处，而得其真相耳”，“证同而因异者多也，因同而证异者亦每见之”。

　　他认为治病切忌泥于何病何方，误所施用，即对症之方亦未必全合现症。全在医者就证加减。“治病断无呆抄旧方之理，每见有执方书而谬试，徒无益而有损”，“诊者知其一，不知其二，以病就方，非以方治病，执一孔之见，应万变之病，岂有不误哉？”

　　由此可见辨证之明有赖于理法之精通，而知常达变又在于辨证之准确，有经有权，深邃洞达。

　　用药贵轻、清、宣、灵

　　陆观虎为清末大家陆九芝先生后裔，但不囿于家学，善学叶桂、王士雄等大师名家之法。于江浙一派之长，洞晓无遗，从而总结出临诊用药之际，从思想方法到选方遣药之轻、清、宣、灵四法，取得卓著成效。

　　传统十剂中虽有“轻可去实”，“宣可去壅”，但内容仍较局限。“清法”在八法中，亦只限于清火炎热之内涌。吴瑭于《温病条辨》中正式提出辛凉平剂、轻剂乃适用于温病初起之证，至王士雄乃以善调枢机气化，用药轻宣灵动著称于时。

　　他总结前人经验结合个人所得明确提出轻、清、宣、灵四法，使之上升到具有原则性、指导性的范畴。

　　轻法轻药在临床上使用应当是最多的，多种疾病始于上焦，轻可以治上，实邪非必使用攻利可除，轻可以去实。外感、内伤有多数证候非“折伏”之法可以取效，峻烈之品又极易戕伤正气，于此则每可以轻剂而奏功。且医家能用轻剂愈重病，始能于用重峻之剂时，胆大而心细。如不能用轻，只能用重，则易陷于孟浪之习，知有病不知有人之失。故轻法实老医之深算，不可以“轻”字而轻视之。

　　清法不但指清热，更重要的是要求医者理法方药，不芜不杂，能于此处学养兼到，则是大家法脉。

　　宣法于诸病之治，以宣法行之则具见活泼。如宣解、宣散、宣布、宣泄、宣导、宣通等等。补亦有宣，则补而能行，而无呆补蛮补之失，重药加之宣法则亦见灵动，且防太过伤正，阻碍气机等弊。

　　灵法，灵者活也、动也，于病机关系至切。举凡脏腑经络卫气营血应当是无处不活，无处不行，亦就是不应有所阻碍，反此者病。此即《素问·经脉别论》所谓“勇者气行则已，怯者则着而为病也”之理。其病亦非必皆成死物于此处，多为气机滞碍脏腑不宣，正邪扭结，痰水不化之类，亦非必定用推墙倒壁之物，冲锋陷阵之师方能治之。

　　灵之法如用得其妙，可得“以四两拨千斤”之效。其中至理存焉。具体到实践即在病之“机”，非善窥病机用病机者不足以语于此。

　　陆观虎的轻、清、宣、灵四法，视或平平无奇，不知实为发江浙一派之精华，酝酿而出，合自魏之琇、叶桂、薛雪、吴瑭、王士雄以至青浦、孟河等诸家之长一炉而共冶之。四法为陆老临床用药特色，而于温病之治疗意义尤大。

　　治温病以“早”得其病机

　　陆观虎谙温热之学，根据温病之性质，温热派治之方法及个人经验，提出温病之治疗应突出一个“早”字。各种疾病无不以早治早愈为理想，而具体到温病则意义更大。

　　温病以卫气营血辨证及三焦辨证为方法，其趋势为自外至里，自上达下。叶桂云：“温邪则热变最速。”故而始在上焦卫分，轻平之剂即可获愈。若至传经变证，由轻而重，自表而里，治疗倍难于初起之时，故早治可得病机，迟则生变，甚至不救，此强调“早”之第一义。

　　温邪热变极易伤津，所以治疗中时时注意生津养液，化燥之品，亦皆慎戒，骤变之重证危候，无不自伤津液而来。所以提早顾护津液，确有深义，此强调“早”之第二义。

　　另外，伤寒治法有“汗不厌早，下不厌迟”之说，有“待其津液自还”之法。伤寒有一剂不解，再予之法，直至病去。而温病则多一剂不效，变证蜂起。语云：“诸病之急莫急于伤寒”，但温病则又过之，故治温病无迟缓等待之法。

　　所以治疗温病他总结出一个“早”字，提醒世人不少，贯彻“早”字则治在机先，弥巨患于无形，可以更为自觉积极地使用治疗温热诸法，提高其认识，发挥其疗效，理法兼到，旗帜鲜明，以“早”取得主动。再结合轻、清、宣、灵四法，使陆老治疗温热病进展到一个新高度。

　　治杂证以“调”贯串诸法

　　陆观虎认为治疗内伤杂证当以“调”字贯串诸法。因为内伤杂证固然有虚有实，有寒有热，然多此处实、彼处虚，此处寒、他处亦可能有热，且均有脏腑不和，气血不宣，营卫不和，经络不畅，上下内外不顺不调等问题。

　　又病多日久，久则病情异常复杂，实际上多是“不平”之性质，而调法正是《素问·至真要大论》所谓“调其气，使其平也”之意。当然这里所谓的气是泛指的，亦可以理解为阴阳、气化等等。治疗诸法以“调”法贯串，则诸法皆可得所，气平以顺。

　　陆老善治妇科，即以妇科而论，认为：“妇人以阴血为主，理气为先，调理冲任，滋补肝肾，照顾脾胃为治疗总则”，“治妇科病当先理气，气血相配，使其如形影不离”等等，反映出在治疗上以“调”贯串诸法之意。

　　冲任非调不和，气血非调不顺。滋补肝肾又复照顾脾胃，无调法何以得谐。调有治法上的调整、调理，有用药上的调和、调配。妇科病以经水之病为首，世称“经水不调”，亦可明其义。

　　陆观虎常引萧慎斋言说：“妇人有先病而后经不调者，有因经不调而后生病者。如先因病而后经不调，当先治病，病去则经自调，若因经不调而后生病，当先调经，经调则病自除。”其观点可见。

　　他还认为：“久病者多病情复杂，不能旦夕图功，须面面顾到，汤丸并进，标本兼治，配合得法，择要中的，方能取效。”非善于“调”法是不可能做到和谐统一的。妇科如此，其他内伤杂证亦无不使用此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