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国本，江苏无锡人，1935年生。195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之后在青海省西宁市从事卫生防疫和中医临床工作。曾任青海省卫生厅中医处处长、副厅长。1986-1997年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并授命创办中国中医药报。1997-2010年任中国民族医药学会会长。著有《西宁中草药》《医门清议》《医道与文采》《中国民族医药散论》《医林朝暮》等。

△诸国本（左二）在初创时期的中国中医药报社指导工作。

△诸国本为中国中医药报题字。

　　中国中医药报于1989年1月2日正式创刊，如今已迎来创刊30周年。1988年7月，报社在一个借用的托儿所内开始招募人员，布置编辑部，筹备办报业务。1988年10月7日出版试刊。卫生部副部长兼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胡熙明在1988年底的第一次报社通联工作会议上说，“我们现在是在干我们前人没有干的那些工作，当然要费力气，要花很大的代价。上坡路刚刚开始，我们走的都是困难的路、坎坷的路，没有那么一帆风顺。我们实际上就像个贫下中农的媳妇似的，本来家底就相当薄”。中国中医药报的创业之路，正是这样走过来的。

两年筹备

　　1986年1月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成立国家中医管理局的决议。同年7月20日，国务院下达成立国家中医管理局的红头文件，建局筹备工作全面展开。同年12月20日，国家中医管理局正式开始办公。开门以后的主要任务，就是制定长远规划和1987年年度工作计划，健全机构，配备干部，建立制度，加强自身建设；以机构建设为基础，以人才培养为重点，以科技发展为先导；合理使用资金，全面开展工作。

　　1986年12月12日，在卫生部中医司最后一次司务会议上（国家中医管理局开始办公，中医司随即在12月20日撤销），胡熙明局长在安排工作时，提出创办中医报和中医出版社的问题。他说，“机关报要赶快办，明年上半年要办起来”。

　　但转眼就是1987年了。万事开头难，时间十分紧迫。中医局成立之初，千头万绪。局机关挤在卫生部大院（北京后海边上醇亲王府古建筑）的三间办公室内，办报工作一时排不上议程。

　　1987年3月初，熙明同志找我谈话，希望我把办报筹备工作抓起来。接着召开局党组会议，决定由我负责报社筹建工作。4月10日，国家中医管理局给新闻出版署呈报了“关于创办《中国中医报》的请示”。“请示”有四项内容：一是《中国中医报》的任务是，宣传党的卫生工作方针和中医政策，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交流中医工作的信息和经验，介绍先进单位和先进人物的事迹，向群众普及中医中药知识，为推动全国中医工作、促进中医事业的振兴服务。二是《中国中医报》为大报规格，每期对开一大张，由邮局统一发行。三是《中国中医报》暂定为周刊，以后逐步发展为周双刊、双日刊、日报。拟于今年7月1日试刊，10月1日正式出版。四是《中国中医报》社为司局级事业单位，直属国家中医管理局领导。编制暂定为50人。暂不设印刷厂，印刷任务联系有关单位承担。

　　这个“请示”报告，国家新闻出版署很快就批下来了。但由于报社地点（办公用房）、经费、人员等问题尚未落实，试刊时间一拖再拖。1988年5月，国务院为了加强中医中药统一管理，决定将国家医药管理局的中药管理职能划给中医局管理，“国家中医管理局”改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经继续请示同意，筹备出版的《中国中医报》改为《中国中医药报》。

艰苦创业

　　借用办报用房 创办《中国中医药报》，需要工作用房。我们没有钱造房子，连桌子板凳也没有。国务院每年给中医药局一个亿的专项补助，按规定必须全部用于中医药事业建设，虽然中医药报也是中医药事业的一部分，但国库的钱重点用在支持地方中医事业建设特别是困难地区“县县建中医院”上，要在北京为报社搞基础设施建设是不可能的。

　　当时北京中医学院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直属单位。局领导和学院商量能否腾几间办公用房供报社使用。北京中医学院高鹤亭院长和张世栋书记表示大力支持，把一个旧的托儿所（两排七间平房）暂借给报社作工作场所，还提供了桌子椅子和几间单人宿舍。很长一段时间内，报社没有地方挂牌子，来人找不见报社在哪里。有一次几位驻地记者来参观，我连忙用毛笔在纸上写了“中国中医药报”六个大字，贴在墙上，作为牌子。

　　筹措办报经费 新办报社，缺乏开办费，局领导都很着急。1988年5月3日，国务院将中药管理职能划归国家中医局，中国药材公司随之成为中医药局直属单位,中国药材公司总经理张洪魁同志被任命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局领导和洪魁同志谈了办报的困难。洪魁同志从中药工作和中国药材公司的角度，给报社支持30万元，作为报社的开办费。

　　招募办报人员 报纸初创时期，只有二十几个人。报社中层干部的任命，请示局领导研究决定。一般员工，只要符合条件，报社就可以招用。用人基本原则三条：一是德才兼备，特别要求热爱中医。二是学中医中药专业。希望应聘者毕业于全国各中医学院，以便触角广泛，学术上不近亲繁殖。三是学新闻和文史哲。这是因为中医学文化基础丰厚，报社工作人员的知识结构必须既深且广。

　　我从学生年代起，就对报纸有高度的敬重心和信任感。认为报纸是知识宝库，知识权威，上通天文，下知地理，解疑答难，无所不知。所以当时报社的编辑记者，有北京中医学院、山东中医学院、湖北中医学院的，有武汉大学新闻系、复旦大学新闻系、北京广播学院的，有北京大学中文系、哲学系和历史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各个相关专业的人才都有。总的来说分两部分，一部分学中医中药，一部分学新闻和文科。他们都是本科生或研究生。我希望这两部分人结合起来，形成中医药报特有的知识结构网，发挥行业报纸的特色。当时首都新闻界有个评论，说中国中医药报虽然办得晚，但记者水平是最整齐的。

　　两个报头题字 《中国中医药报》的报头，本来请书画家朱乃正题写。朱乃正写了横的和竖的两幅报头，局领导班子看了以后，都很满意。同时，决定在创刊号上请几位国家领导人题词。我委托著名老中医高辉远先生请彭真同志题词。高老没有说清楚题词和写报头是两回事，让彭真同志写了报头。彭真同志德高望重，书法亦好。局领导一看，决定用彭老的字，由我向朱乃正说明情况并道歉。朱乃正是我的老朋友，全国著名的油画家和书法家，当时任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我向他表示歉意，他很理解。后来中国中医药报的信封上，用了朱乃正的字。

　　栏目设计编排 一张报纸办得好不好，不取决于它的背景和地位，而决定于它的编辑水平。

　　报纸除了版面分工以外，栏目设计很有讲究。栏目不仅突出报纸的专业特色，是报纸版面的眼睛。报纸可能办得一般，某个栏目却可以一枝独秀。并以点带面，带动全局。最早确定的栏目，有“岐黄论坛”“医斋随笔”“百家论苑”“医林春秋”“杏林”等。特定的栏目有“食养拾慧录”“名医名方录”等。

　　因为人手少，我主张版面管理用“死一块”“活一块”的办法。编辑部邀请相关作者包写一个栏目，比如请聂凤乔先生写“食养拾慧录”，由李宝顺组织“名医名方录”，定期见报一次，编者可以压几篇稿子在手里，陆续地发，这是“死一块”；然后腾出手来，处理临时性的来稿和约稿，便是“活一块”。这就要求对专栏作品选题要准，约稿发稿准时及时，版面位置相对固定，标题风格尽量统一，文章长短适度相宜，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手不足和稿量不平衡的矛盾。

　　建立通联队伍 作为行业报纸，没有能力派出记者建立独立的地方记者站。只能实行“小机关，大通联”机制，靠地方中医药管理部门设驻地记者站，选定兼职记者，为报社提供新闻报道和新闻线索。这支队伍需要认真组织，精心培养。

　　报社每年召开通联会议，交流经验，评比工作，安排任务。在试刊时期（1988年11月30日），召开了首次通联工作会议，胡熙明局长、田景福副局长到会讲了话。当时报社有驻地记者站31个，驻地兼职记者97人。

　　广东省驻地记者站设在广州中医学院内，大学办公室主任马定科兼站长。他文科出身，写作勤奋，年年被评为优秀驻地记者。他的稿件，大都是会后饭前挤时间写成的，后来编辑出版，取名《中医药纪事》，完整地记录了那个时期广东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轨迹，没有遗漏重大新闻事件，很有历史价值。

　　发行工作是办好报纸、联系群众、发挥报纸效益的重要环节，也是通联会议的议程之一。我们基本要求中医单位订阅到科室，中药企业订阅到班组。但实际上没有做到，尤其是企业这一块。同时建议各地记者站在支持中国中医药报的时候，同样给中医药行业的兄弟报纸撰稿。在做好中国中医药报的发行工作的时候，同样做好兄弟报刊的宣传发行工作。当中国中医药报与兄弟报刊发生利益冲突的时候，中国中医药报应该主动谦让。希望各级各地中医药单位既订阅《中国中医药报》，也订阅《中医报》（在杭州）、《中药事业报》（在重庆）、《中医药信息报》（在成都）、《中医护理报》（在河南）、《上海中医药报》（在上海）、《民族医药报》（在广西）。中国中医药报是“行业老大”。老大有老大的气派和责任，团队有团队的精神。我们是命运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努力把全国的中医药报刊团结起来，发挥群体优势。

　　为了做好通联工作，总编室编印了《中国中医药报通讯》（小册子），由卞学华任责任编辑，不定期刊行，发布报道提示，交流报道经验，反映驻地记者站工作动态。现在已成为珍贵的新闻史料。

　　广告人员“一仆二主” 报社需要广告，主要是中药广告。但没有专职广告员。我们和中国药材公司主管的中药事业报商量，请来了谷晓冬同志，明确告诉她，“你是一仆二主”。因为她是中药事业报（编辑部在重庆）记者，常驻北京，专门负责中药广告，工资由中国药材公司发放。“一仆二主”，就是既为中药事业报拉广告，也为中国中医药报拉广告。中国中医药报只用其人，不发工资。

　　中国中医药报创刊时期，发行量少，报社手里的广告，只是几个保健品之类。创刊号上第一张广告，选登了同仁堂的安宫牛黄丸，是免费刊登的。因为这个企业和这个药品是中药行业最有代表性的，意思是权威报纸应该登权威广告。

　　建立学习制度 针对行业报纸的特点和记者队伍年纪轻、经验少的实际情况，报社建立了学习制度。要求学中医药的编采人员提高文学修养，掌握新闻工具；要求文科出身的编采人员学习中医药知识，成为知识里手。一个记者既然在中医药报工作，必须懂中医药基本知识。新闻系毕业生受的是新闻课程和通识教育，出门后服务于某个专业，必须“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学了中医以后，不一定当专家，但一定争取当内行，不说外行话。我们前后请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副主任王振业教授讲“新闻写作”，请复旦大学新闻系著名教授陈韵昭讲“新闻广告学”。并派记者参加全国新闻专业的短训班、培训班。

　　推荐优秀稿件 中国中医药报刚刚创办，知名度不高，宣传力度不大。我们将重点稿件刊登的同时，快速推荐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了我们的稿子，大家都非常高兴。我们认为，本报的一些重大题材或优秀稿件，可以动员记者或作者转换角度，深入加工，添油加醋，投给相关的大型报刊，以借船出海，扩大影响。同样，有关报刊上发表的重大中医药题材的报道和文章，中国中医药报可直接转载，或跟踪采访，做出深度报道。

　　为版面补白 中国中医药报创刊之时，排版还未用电脑。稿源尚多，但可用者少。一有稿荒，有的编辑就让我补白。我写了几篇短文，年青人不满意，认为我的文章太死板、太老气。于是我找20世纪30年代女诗人石评梅的诗来读，以便使文笔青嫩一点。但以中医中药为题材写文章，怎么写也嫩不起来。加上个人的文风已经固定，要变也难。渐渐地，年轻编辑很少让我补白了。后来我把这些文章以“医事小品”归类，收录在《医道与文采》一书中。

　　举办“中国中医药文化博览会” 1990年初，中国中医药报向局领导提议举办一个中医药展览会，作为报社联络全国、组织活动的先声，定名为“中国中医药文化博览会”。经领导批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于2月2日发出《关于举办中国中医药文化博览会的通知》。《通知》指出，“这个博览会将以学术交流、科技与经济成果展评展示等方式，并通过新闻传播媒介，系统介绍中医中药传统文化特点，重点展示十年来中医中药的新进展，是对全国中医中药应用与发展的一次大检阅”，并决定胡熙明副部长兼局长为博览会组委会主任，中国中医药报为承办单位。同时考虑到，在当年9月第11届亚运会前夕搞这个活动，可以吸引国内外观众前来观展，提高中医药的地位和声望，为中医药造福人类、走向世界创造条件，提供机遇。博览会以会养会，如果略有结余，对报社的经济也有一定帮助。

　　《通知》发出以后，全国中医药行业踊跃参展，招展工作进展顺利。但报社毕竟处于初创阶段，一无经费，二乏人力，三无经验。虽有张洪魁副局长和中国药材公司鼎力支持，但左支右绌，十分艰难。我们把大部分采编人员留在版面上，派部主任肖建中负责筹备工作。博览会报到时候，局计财司司长宋文义及时支援，派严建文处长监督收费。中国中医药文化博览会于9月12日在北京如期举行。650余家中医药企事业单位和1300多个医疗、教育、科研、生产、销售项目参展。开幕时候，杨成武、黄火青、陈敏章等领导同志剪彩，何界生、胡熙明、高占祥等同志出席。

办报思想

　　我大学本科学的是新闻专业。毕业以后分配在卫生、中医药部门工作，根据“干一行，爱一行”的精神，学针灸、学中医、搞临床、搞管理，一步一步进入中医队伍。大学期间的新闻课程，主要学习苏联，学列宁《火星报》的办报思想。我在中国中医药报创办初期，写了8篇关于办报的文章，大都是在通联会上的讲稿。这些文章受陈旧办报思想的束缚是显而易见的 。但历史主义地看问题，其中有一些忠实反映现实的历史资料，值得保留和参考。例如关于中国中医药报的办报宗旨和记者队伍的建设，当年是这样表述的：

　　——中国中医药界早就盼望有一张属于自己的全国性报纸。

　　——中医报纸长期空位，这个现象有其深刻的政治原因和文化背景，绝不是偶然的。它真实地反映了中医在野、无权说话的现实。这是中国中医药界不应该有的一种历史沉默。

　　——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的中医药界还是希望出现一张全国性的、权威性的、能够为中医中药沟通信息、仗义执言的专业性报纸。未来的《中国中医药报》有没有权威性、能不能仗义执言那是另一回事，但至少创刊伊始，应该有一点以天下为己任的勇气。为中医说话，为中药说话，这是我们的天职。我们当不辱使命。

　　——一张中医报纸如果不维护中医政策和中医利益，那就不如不办或宁可不办。

　　——我们要在学术性上善于扬长，在时效性上善于避短。在掌握信息方面要和日报争速度，在报道信息方面要和期刊比功力。在一、二版上要尽量给人以新鲜感，在三、四版上要抓住稳定的读者群。在各个报纸同样一条关于中医药的新闻报道中，要反映出本报记者对背景的熟悉和对现实材料的驾驭能力，要么高人一筹，要么别具一格。

　　——报纸是信息开发中心，也是新闻活动中心，是中医药事业的窗口，也是发展整个中医药事业的杠杆之一。

　　——除了内容、形式、时效之外，还有一个风格问题。过去我非常强调本报的报道文章和广告的规格层次，追求格调的高雅，雅俗共赏，俗中求雅。

　　——办好中国中医药报，关键在于要有一支热爱祖国，热爱中医药事业，精通业务，勤奋工作的新闻队伍。

　　——我们的编、采、通队伍还很年轻，水平不高、经验不足，但我们目标甚远，自视甚高，信心十足。

　　——中国中医药报的编辑和记者，应该具备三个基本条件：一是品德高尚，思想开阔；二是热爱中医中药，事业心强；三是勤奋刻苦，写得一手好文章。写一手好文章是一个新闻记者的基本功。要能够写好文章，必然要有好的思想，好的思路，要有真实而美好的感情。文如其人。要提高文品，首先要锤炼人品。这就是德才兼备论，也就是我们的德识才学统一论。

　　——提高人员素质的关键是加强学习。不仅是学习业务，而且要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职业道德修养。有不少质量问题，不是出于业务水平低而在于责任心不强，没有动脑筋和不下苦功夫。有一些情况，不是没有认识真理，而是在于不敢坚持真理。要有高质量的版面，根本问题是要有高质量的人才。

　　——目前我们的新闻工作队伍主要是由学新闻、文科专业的和学中医药专业的两部分人组成。前者还不太懂得中医药业务，后者还不太熟悉掌握新闻工具。表现在版面上，有新闻而无中医则浅（薄），有中医而无新闻则死（板）。这两部分人应该各补各的课，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最后使两种知识结合起来，融会贯通，溶于一身，成为一名出色的专业报纸记者。

　　——报纸是新闻报道的重要载体。专业报纸的本质属性是新闻而不是专业。中国中医药报是一张专业报纸。它具有新闻事业的一般共性，又具有中医药工作的特殊性。但从根本上来说，它属于新闻事业，尽管它无疑也是中医药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认为，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人民群众所关心的、具有一定社会意义的事实的报道。从中国中医药报来说，新闻是中医药行业新近发生的、为广大职工所关心的、重要的事实的报道。报纸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如何采访新闻和编排新闻，它产生的是版面而不是门诊量。它不能按照办医院、办学校、办科研的路数去办。离开了新闻工作的特点和规律，报纸就不成其为报纸。

　　这些言论和观点，后来收集在《医门清议》《医林朝暮》和《中国中医药报通讯》中。

　　这是历史的回忆，也是历史的反刍。30年后，当我们以平静的心态回忆往事，也许能使同龄人嫣然一笑，但不至于让年轻一代索然无味吧！中国中医药报初创时，为了适应年青人的口味，依着“五四”时代突出女诗人石评梅的诗风，练习写过一首小诗：

　　芍药花开的时候，你在我梦中来过。

　　如今梧桐叶落，你去了哪里？

　　大雁飞过，捎个信儿给我。

　　我在村头的大槐树下，永远等你。

　　一瞬间，中国中医药报到了而立之年。我忽然想起了这首诗。

（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