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由于认识的局限性，对自然界存在原始的崇拜，从自然界的基本构成物质中抽象出无极、太极、阴阳、五行、八卦等符号、图式，用以解释、分析宇宙万物的存在形式、结构状态、运动变化规律，由此形成了具有中华文化特色的象思维。而万物之间相通相应、相类互动的特性赋予了象思维整体性、动态性与较强的普适性、包容性的特色，使象思维成为古人认识万事万物时所采取的一种基本思维方式。通过“观物取象”，进行认识上的抽象，并根据“象以尽意”来完成体悟的过程。象思维广泛渗透于中华民族的日常生活中，从象形文字到诗歌蕴含的意境，再到中国的易、道、儒、禅经典都烙记有“象思维”的印迹。而作为中国本土的医学———中医学，也深受象思维的影响。中医理论体系所包括的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养生等，几乎都含有象的概念和象思维的痕迹，如中医取象比类，就是法自然之象，将自然之物象与人体生理和病理变化动象进行类比、比附，因而形成了“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和强调动态诊治的辨证论治思想，倡导在整体观的指导下达到人体内环境以及人体与外环境之间的和谐统一。基于象思维，中医还创立了指导基础医学理论的藏象理论和指导临床用药的药性理论———法象药理［1］。

1法象的源流

“法象”一词首见于《易传·系辞上》:“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法象药理理论形成于宋代，法象作为理学家格物穷理之一环，深受宋儒理学的影响，其中包括朱子的格物穷理理论，张载、王廷相的气本论和认识论，邵雍的象数之学。引援六经，旁及老氏之言，以阐轩岐遗旨的《圣济经》中亦提到:“天之所赋，不离阴阳，形色自然，皆有法象”。金元时期，法象理论达到了研究的巅峰，以张元素为代表的“易水学派”形成了药物的归经、引经报使、升降浮沉理论，并据此创立了众多卓然有效的方剂，开创了分经论治的先河，对于药性理论及方药运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明清时期法象药理亦广为运用，如《本草纲目》中就蕴含着丰富的法象理论，李时珍个人也非常推崇张元素用药“顺时气而养天和”的思想，赞其“大扬医理，灵素之下一人而已”。清朝张志聪从药物性味、生成、形色等方面入手，结合主治病证之机理，解释阐明药性及其奏效原理，对著名医家如徐大椿、陈修园等影响颇大［2］。

2法象的实质

象，是指通过直接观察体验而得到客观事物的外在表现。即使是不同质的事物，只要在状态、功能等直观可查的外在表现方面有一定相似成分，就可类比为同类事物，这是一种异中求同的方法［2］。中医理论中的“取象比类”“法象”和现代控制论中的同构理论都是一种类比推理，是原始的同构方法。现象是表现于外的、肤浅的、是人可以直接观察到的，本质却是深藏于内的、深刻的，是需人理性思辨才能正确把握的。法象药理简洁明了地把药物的复杂作用机制用其直观的自然属性加以解释，将事物的现象与本质进行类比，是从现象认识事物本质的一种思维方法。“法象”的思维方法既包括具体的物象，亦有引申的抽象、意象，通过对错综复杂的事物现象及其运动特性进行观察、思考、总结以获取某种规律，并以概括性的规律来认识事物的本质，饱含朴素的辨证唯物主义色彩，故而钱学森称“中医是唯象的科学”［3］。

3法象运用的例证

半夏之名始见于《礼记·月令》:“(仲夏之月)鹿角解，蜩始鸣，半夏生，木堇荣……五月半夏生。盖当夏之半也，故名”。半夏感一阴之气而生，生于阳长之会，成于阴生之交，故能引阳入阴。自《内经》以降，使用半夏治疗失眠的方剂不胜枚举。《本草纲目》记载夏枯草为“夏至后即枯，盖禀纯阳之气，得阴气则枯”。夏枯草能使浮散的卫气收于阳分，半夏得阴而生，又可把卫气从阳分引入阴分，正是半夏、夏枯草的生长时令及其功能特点决定了其具有引卫气出入阴分、交通阴阳的独特功效，深契失眠之阳不入阴的病机。近现代名医施今墨、朱良春、王琦在治疗失眠的时候常以两药为伍，每获良效［4］。现代药理研究证实，半夏有镇静、催眠的作用，通过降低血红细胞内SOD活性及血清和肝组织中NO合酶活性，及抑制组织中脂质过氧化等多种途径抑制中枢神经系统。大剂量的生半夏醇提取物(12g·kg－1)镇静催眠作用明显，其强度与安定(0.5mg·kg－1)相当，而吴鞠通亦有半夏“1两降逆，2两安眠”的论断［5］。

4研究法象对药性研究的贡献

药性包括对药物性状、性能的研究。性状是外化的，可以通过人的感触直接感知，性能则是根据机体用药反应，通过逻辑、推理，对药物作用进行抽象和概括。故《药品化义》指出:性状为“天地产物生成之法象”，性能是“医人格物推测之义理”［6］。刘完素最早提出“综合药性”的概念，对药物或方剂进行全面、多维、多层次的药性描述。这类总体的、全面的药性特征，也是药物法象的体现［7］。通过观察药物基源的动静特点、生活区域，结合药物的四气五味，来完善药物的综合药性概念［8］。

可以看出，法象药理理论作为对中药性能的四气五味、毒性理论的重要补充，深化了药物的性能、性状在中药药性理论中的地位，从升降浮沉及归经角度进一步对药物的分类作出界定，使得中药的使用更加明晰化，也拓展了医家的临床用药规律及治病思路，如李东垣的《珍珠囊补遗药性赋》中使用“轻飘而象肺，色赤而象火”的栀子来清心肺之火，用直观的自然属性来解释药物的复杂作用机制［9］。

近年来，中药药性是研究的热点，以医籍考证与现代理论为基础，探索环境因子变化影响中药药性形成的认识意义。例如对道地药材的研究中，就特别强调气候、海拔、温度、湿度、土壤微量元素和pH值等外环境因素对药物性状及代谢的影响。法象药理理论注重中药的自然属性在药物性能方面发挥的作用，为中药药性的研究注入一股清流［10］。

5法象不是药性研究的终结

纵观中医历代医家，在从医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受到本土传统文化思潮的浸淫，特别是华夏文明中最本原，最富于原创性的象思维。用哲学来指导医学，具有宏观上的普遍指导意义，拓宽了人们认识事物的角度，借助于无穷的想象力，可以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历史上，很多发明创造的最初灵感都来源于偶然事件。例如青霉素的发现等等。但是，哲学也具有抽象性和不确定性，某一思想必不能放之于四海皆准，必然要不断完善。传统文化中亦含有形而上的成分，玄之又玄，基于客观事物之间的相似性或同一性进行推演，有可能获得正确的结论;但客观事物之间又存在差异性，这使得类比法的结论带有或然性，有可能被证伪，而人命贵于千金，医药学家作为“司命之师”，不管借助何种哲学思想构建自己的医药学体系，都应让实践来检验自己的理论。这个重效验的过程，也就成为思想理论的自我纠错的过程，蕴含着实证医学的光辉。正如毛主席的那句箴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1］。

综上所述，法象药理应在传统哲学、临床实践和现代药理研究中不断继承和创新，正如徐光启希冀的那样———“会通以超胜”。

来源：上海中医药杂志作者：马艳苗张育敏梁琦柴智周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