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气本体论的五味性用阐述

《素问·至真要大论》曰：“治病者，必明六化分治，五味五色所生，五脏所宜，乃可以言盈虚病生之绪也”。对五味之性的理解及运用，是医者由本身之医理领悟到临证之由己及人的关键。然而关于五味之性及其应用之理的研究，现实的状况是混乱的，关于五味之性的理论阐释，或顺文释义，或断章取义，其临床应用则因缺少系统理论的指导而难以落到实处。究其原因，在于未能执中医学的一贯之本，无法将中医学的理、法、方、药、病、治一以贯之也。笔者将尝试立足于中医学固有的“气本体论”及“因时之序”的根本之上，探讨阐述五味之性，或不免浅薄，然希冀能理清纷杂，以期对临证有所裨益。

本体一气化生五味

在中国古代传统认知中，世界是以气为本体的，气为万物的本源，或者说世界本身就是一气。《庄子·知北游》中说：“通天下一气耳”，《素问·五常政大论》云：“气始而生化，气散而有形，气布而蕃育，气终而象变”。一气运行而有天地，天地合气而后万物化生。从其分言则有三才天地人，从其合言则三才和合，终归一气。气成为了世间一切存在和关系的最终承载者，一切因之而始，因之而生，因之而化，因之而成，因之而终。

五味之生，亦由此本气之化而成。五味所生，本乎五行，“行”者，顺天行气也。一气布散，升浮降沉中，是生五行。木曰曲直，曲直作酸；火曰炎上，炎上作苦；金曰从革，从革作辛；水曰润下，润下作咸；土爰稼穑，稼穑作甘。五行之气，化生五味，然五味之中，自土味外，其所作者皆其气之反也。如马一浮[1]所云：“润下则流，作咸则止；曲直则舒，作酸则敛；炎上则扬，作苦则降；从革则结，作辛则解”。其机在于，一气运行之常，本归乎中和，中和者，土之象，万物皆因其本性而生，籍乎土气而成（此乃河图生成之理），是以万物皆归于土。五气若有偏，则其性显，性显则其味生，生而反其气之行，如此方致其中和之用也。试举一例以明理，如厥阴在泉之时，则木气偏显，物性之机即偏生升，物“生”即俱其生升之性，然木气虽盛，终在天地和合一气之内，升性之物必因乎“和合之中”方成。物“成”，则本其性之升而兼俱其气之反也。言其气之反，何也？其中至理在于：木之反虽曰金，火之反虽曰水，然此乃言其“四极”间之相反，而若由乎中而言，则中者诸极之反也。四极和合归乎中，四极分显则归于极。中者，四极之合，合者，诸分之反也。是故物“成”之时，虽俱其本气之性，然必兼其气之反，实则乃必兼乎中也。是故乃言：诸味之成皆其气之反。且因其必由乎中而成，是故常曰：“五味出乎中”，“地食人以五味”也。土味何以不为气之反？因其为升降之枢，反无所反，升降之反仍为升降也，而若至甘味之显，仍为其反，不反则当为平，实则不反亦反。至于“淡”味之成，则当与甘味对举而明：前以言之，甘味居中为升降之反，实乃中土升降枢转不及之意也，是以土气壅滞太过之时则甘味生，此为土之太过；而若土气不及之时，则升降枢转之气不缓而反速，是以迅利之气当生，而至其所成之味，则非但无和缓之用，而反有渗利之能，名之为“淡”，是为土之不及。甘味之用，可使四极偏性之气归于和缓；淡味之用，则使中极壅滞之气得其冲和流畅。是故，一甘一淡，太过不及，相反相承。对于人而言，五脏平和无病，则五味中和，同归乎甘平；体气有偏，则五味偏显，而作酸苦甘辛咸诸味，此上为五味的化生。

若明乎以上“五味化生”之理，则现今所存两种五味归属体系，《黄帝内经》与《辅行诀》孰优孰劣之争，可以休止矣。如梁永林等[2]所论，传统归属方法除土味外很难用各自特性来说明药味的功效特点，故而对传统五味及其五行归属关系产生质疑，而说《辅行诀》所载之五味归属方法更能反映药味的功效作用，具有更高价值。此皆外道之言，不足与论也。实则，《黄帝内经》乃从其物类生成之本然言；《辅行诀》则从物类已成之运用言，皆由乎道。识者明察，何有优劣。

五脏五味苦欲补泻的阐释

关于五脏的五味苦欲补泻，完整论述于《素问·脏气法时论》，后世之论大多据此而出，其文曰：“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补之，酸泻之”。“心苦缓，急食酸以收之”；“心欲软，急食咸以软之，用咸补之，甘泻之”。“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用苦泻之，甘补之”。“肺苦气上逆，急食苦以泄之”；“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用酸补之，辛泻之”。“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肾欲坚，急食苦以坚之，用苦补之，咸泻之”。关于此篇五脏五味苦欲补泻，历来解释颇多，争议亦多。争议之因，即在于未能执中医学的一贯之本，而仅运用简单的逻辑推理，着眼于药食功效的描述，便自称其是。

而笔者以为，若据于本体一气之行、五脏时象之性以体悟，则自会得其要旨。试观篇名《脏气法时》之“时”字，以及篇中“日甲乙”“日丙丁”“日戊己”“平旦”“日中”“夜半”等论，已透玄机。时者，气之行也，此篇之意，实乃教人法天时以明气运之实，以明五脏之性，以明五味之用也，其机如此。恰合于老子“人法地，地法天”之言。《阴符经》亦云：“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

肝于时为春，其气升发，升发之气急，则以甘缓之，甘缓则升发之气中和而无苦。春时气运升达而欲散，是以肝欲散，辛味性散而酸性收，从其性为补，逆其性为泻，是故以辛补之，以酸泻之。

心于时为夏，其气散于外，散则气缓，以酸收之使入内也；另外，法其时象可知，夏乃气运旺盛之时，气盛则易亢，亢则易刚而不软，刚极则病。是故心虽为一气之盛，然浮盛至极当转而微下，所谓盛极而知和，归于中，则欲软。禀其本性而归乎中和，此生生之道，五脏之性莫不如此，非独心也。其欲软，则咸以软之，咸味，作坚亦可软坚也。遂其欲软之性，是谓补；缓其过亢之气，是谓泻。故曰：用咸补之，甘泻之。一气由春而至夏，是气运之顺行，由升而浮，是以“肝苦急”时，不以酸泻，而用甘缓；夏之后，气运当降，是以“心苦缓”时，以酸收之，使气渐降。脾主长夏，此为气运由升而降，交合之时，气运交合而生湿气，正常之湿，化成万物，若病则交合凝滞，气运不行，“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者，顺“时气”之行也，使气运由交合之凝滞而不行，转入一气之收降，如此则“湿自收，而燥自显”，燥湿相对也。脾居升降之中，其性中和而布散，甘味合其性，故为补，苦降行其气，故为泻。

肺于时为秋，其气由浮盛而渐收降，湿气渐收燥象渐显。收气主令，燥象显，则气机易结而肺失肃降，苦能使气降，而泄气结也，故以苦泄之。肺性欲收，而酸性收辛性散，是故“用酸补之，辛泻之”。肾于时为冬，冬时气运闭藏而气津不布，是以“肾苦燥”，辛性散而能通气致津液，故曰：“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肾者封藏之性，故其显象欲坚而不散，而对于为何用“苦以坚之”，当知苦为火之味，前已言之，“炎上则扬，作苦则降”。而咸为水之味，“润下则流，作咸则止”。综上可得，苦味能降，能坚；咸味能坚，能软。看似矛盾，然而苦之坚与咸之坚，性有不同，其机在于苦坚于外而软于内；咸坚于内而软于外。苦味使气由外入内，由上至下，是以其显象于外者为坚；咸味本自气实（坚），其能使坚性之物，散其气于外，是故其显象反为能软。故曰：“肾欲坚，急食苦以坚之，用苦补之，咸泻之。”

四味常合甘用的机制阐述

观于五脏之性味补泻可知，凡本味者为泻，对宫之味为补。其理，据于时气之行、五味之性，可推而知之。然而，临证运用之时，酸苦辛咸多兼甘味而用，于意为何？其理当明五味之性，方知之也。推其极以明其性，极则本性显；致其中以尽其用，中则体用全。

五味之性，辛则升，重辛则散；酸则收，重酸则溃；苦则下，重苦则泻；咸则坚，重咸则凝；甘则缓，重缓则壅。五味之极，皆害生之用，可行杀伐之实，而不能尽生化之用也。五味之治病者，在于以其性克于其所胜，所谓以偏治偏是也，正类于五行之相克。克者，制也，制则生化。然其相克相制之理，在于制之以归于中和之用，绝非是置其某脏于死地，否则人将不亡于病而亡于药也。制其气之偏归于气之和，邪即归正，《孟子》曰：“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销”。正邪本自同根，邪归乎正，则体气泰然。是以五味之所用者，非以其性之至极而行杀伐之能，乃以其相克之性纠偏而致中和也。是故四味多兼甘以起用。然亦有用其五味至极杀伐之能者，则类于“菀陈则除之”也。

小结

《素问·至真要大论》云：“天地合气，六节分而万物化生矣。故曰：谨候气宜，无失病机”。六节者，时也；时者，气之行也。因天时而明其气者，中医学运气之论也。据于时以明气运之本，因乎时而得天地专精，本于时以明药味之性，察乎时以知病气之变，顺乎时而尽养生治病之道，由乎时方知物我合一，天人共由之理。时者，本气之行，道体之显。本于气，因于时，则理、法、方、药、病、治一以贯之。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司岁备物以致民用，此皆因时之能也。本乎一气之行，因于时象之序，论五味性用如上。篇幅所限，言不尽意，鄙陋之处，敢请明者教之。

来源：中华中医药杂志作者：孙志其鲁明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