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的诠释
发布时间：2018-03-14 00:00:00
“伤寒”概念演变考
中医特定的名词术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书籍中蕴含着不同的含义。经典中的“伤寒”在临床实际中随俗而变，“伤寒”的概念不断变化，渐趋宽泛，伤寒的内容不断扩充，即原来的伤寒在后世的临床中产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中医学理论的发生往往呈现演进式。本论文将分析和探讨临床疾病的实际情况与中医治疗之间怎样彼此渗透与呼应的。比如疾病本身会发生变化，临床的疾病谱会发生改变，医家的临床实践各不相同，表现在他们对于伤寒理论实际运用的改造上，也就是仲景学说之内在发展，即“传统之内变”。仲景的证治思想史的发展是代代相传的，其本身可看作是有生命的，这个生命的成长和历代医家对于伤寒证治的理解和开拓密不可分。伤寒从一个病走到宽泛的热病概念，然后又分化为狭义和广义的伤寒，遭遇到温病的崛起，其本身的概念有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
1伤寒流行的历史背景
医学的发展受当时思想、社会环境、文化、身体观念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无疑是文化的一环，是历史巨流中的一分子。《伤寒杂病论》是中医学经典，也是历史的产物，就必须放到一定的历史背景中才能顺利解读。要在疾病史视野中去找寻中医学术形成与发展的脉络轨迹。即每种学术观点的产生有着它深刻的时代背景，要一步步地逼近历史真实，从而逐步揭示出医学发展脉络的种种规律。我们应认识到中医学术思想形成一般而言遵循自然/社会—疾病—临床实践—学术思想这样的关系模式。
为探讨伤寒学术的缘起，我们应尝试还原《伤寒杂病论》本来之面目。即《伤寒杂病论》原本是一本临证实录的书，是张仲景以医学家的眼光对建安疫病证治所作的真实记录和理论总结。
医源于疫，古代中国医学实际是在治疗疫病的无数尝试中所形成的。对于“伤寒”应把其作为一种具体疾病来考量，那就容易理解历史上的医家和疾病都是具体的。病史见证中医学术之发展，临床疾病证候谱的变化是推动中医治疗思想体系形成、演变、发展的直接动力。
如果将东汉末期疫病的流行，与当时气候变化的特点作比较分析，就可发现中国疫病流行的高峰期之一恰处在开始于公元2世纪后半期的寒冷周期(公元3世纪后期达到高潮，持续到公元6世纪下半叶)。当时医家强调感受风寒之邪，故以伤寒作为病名而称呼。即伤于寒邪，发为热病。
竺可桢于1972年发表了《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带动了中国古代气候学的研究热潮。目前对东汉三国至隋唐时期的疾病流行研究表明，气候对疾病影响密切。东汉时代即公元之初，中国天气有趋于寒冷的态势，几次冬天严寒，晚春国都洛阳降霜降雪，冻死不少穷苦民众。这种寒冷气候持续下来，直至3世纪后半叶到达顶点，当时每年阴历四月仍降霜［1］。因此异常的气候变化是动因，影响到畜牧农业，造成灾荒，引起社会动乱，造成大规模的人口移动，最终导致疾病的爆发与流行。
历史上疫病的发生，和人口的聚集与移动相关。而人口的移动，又和气候异常、自然灾害直接相联。灾荒可触发时局之动荡，天灾人祸，互相重叠，社会动乱又进一步引发战争，军队使人口大规模的集中和长距离的移动。军队的活动，在某种程度上促进疫病的发生并加快了它的传播。从东汉至唐代战事不断，战争与疫病紧密相关。征战军队的流动及百姓避乱的流亡造成大量、长距离的人口流动，促进了疫病的流行与传播。史书上有将继发于战争的疫病流行直呼为“兵疫”，成为一个专门的名词。在《三国志》中共有17条文字记载了12次疫病流行，其中竟有10条文字记载了6次与战争相关的疫病流行。
中国历史上，三次大规模战乱时代，伴随疫病的发生、流行出现了三次高峰。三个阶段都产生了划时代的医学典籍，即汉末的《伤寒杂病论》、金元时期的医著和明清的温病学典籍。
就两汉三国时期而言，自公元前206年到公元265年的471年中，有62年出现瘟疫的记载，平均每7．6年即有一次疫病的流行记载，其中大疫27次，与战争有关的疫病流行16次。曹植《说疫气》记载:“建安二十二年，疫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闔门而殪，或举族而丧，而罹此者，悉被褐如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矣。”描绘了当时疫病的流行，染疫之人大量死亡的惨状。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自序中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张仲景面对残酷的疫情，“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因此东汉末年建安时期的数次大疫与张仲景撰写《伤寒杂病论》关系十分紧密。
可见，战争、灾荒、人口大规模的移动造成疫病的流行影响着中医临床的发展进程。大量医家、医著涌现在这样一些时期。因而古代中国医学实际上是在治疗疫病的无数尝试中所形成的，疫病流行频繁复杂且危害巨大，医家们积极寻索治疗遏制之法，从而对旧有的医学理论进行再创造，或创造出新的医学理论，这就是中医学治疗所谓“灾难激发机制”的涵义所在。
对于伤寒应把其作为一种具体疾病来考虑，那就容易理解历史上的医家和疾病都是具体的。任何医家的经验和认识都与他所经历的具体疾病相关。张仲景所著《伤寒论》自序中有“余宗族数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年，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的记载。如果根据张仲景《伤寒治》自序中的记载粗略统计，其家族中人十年里死于伤寒者达百人，死亡率占所有疾病死亡病例的70%左右。如果把其家族的疾病谱作为当时社会流行病学的一个缩影或代表，说明医学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大量地遭遇到了病情相近、病势相仿、病程相似的疾病，而由于其远远高于其他疾病的死亡率，说明按照一般疾病的治疗方法不效。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伤寒”确实是被作为一个特殊的对象加以处理的，而非我们现在理解中的整个外感热病的概念，这是一个基本事实。把《伤寒论》的内容落实到一个具体的疾病以后，将对《伤寒论》的学习、教授、研究产生巨大的影响。我们可以用更加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阅读和理解原文。
目前学术界不少文章探讨张仲景所经历的伤寒到底是什么病的问题。从当时的政治、经济等方面来说，此在文献学上有意义，应被视为《伤寒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医史学家马伯英先生认为，伤寒多半属重型流感，又包括感冒(上感)，以七日为自然病程，可不治而愈，部分其他传染病的前驱期也被混入一统论之，但后期出现的病变严重，故谓变症、坏症之类［2］。有的学者从现代医学知识推断，把伤寒视为流感大流行、斑疹伤寒;有学者认为是鼠疫;有学者考证为流行性出血热［3］。这些不妨都可作为我们认识问题的参考。但由于没有对东汉末年瘟疫流行史作全面细致的调查，伤寒学说形成的临床原型现在并未形成学界共识，故“推测”成为研究古代医学变迁的可能因素。以上谈论伤寒的疾病原型，这是一个历史话题，也是一个临床话题。还原伤寒的本来面目，必将拷问那个时代，《伤寒论》成书于汉魏，此间疫病频繁发生。故张仲景在《伤寒论·自序》提及在当时有限医疗手段和医疗环境下，人体对于这种突然而至的“伤寒”显得特别无力。这样叙述也体现在《伤寒例》中:“而以伤寒为毒者，以其最为杀疠之气也，中而即病，名曰伤寒。不即病者，其寒毒藏于肌骨中，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暑病。暑病热极，重于温也。”以现代医学认识“以伤寒为毒者，以其最为杀疠之气也”，可以认为伤寒即指急性传染病。
关于疾病史的问题，不同时代的人们，往往需要应对不同的疾病，这些疾病有时影响巨大，甚至会给整个社会带来震荡。当然，最直接的是，它们会影响医学的发展进程。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在整个医史学界，目前关于疾病史的研究并不很充分。
2晋唐之际的“伤寒”
从晋至唐，仲景伤寒虽有一定影响，但影响不大，在医界并没有形成权威和统治地位。此一阶段出现了伤寒各家并存之局面，有葛洪、陈延之、陶弘景、深师、姚法卫、甄立言、巢元方、宋侠、崔知悌、张文仲、孙思邈等。各家说法纷乱，互有异同，伤寒学说因此得以呈现多元面貌。从内在力量来看，知识由于存在内在分歧，推动了要求重新整合体系的诉求。值得指出的是在晋唐之际，伤寒、温病、天行常相混淆。医者对于如何区别伤寒、时行与瘟疫的意见颇为分歧。虽然孙思邈主张伤寒与时行、温疫不同，但《千金要方》伤寒方欲列有多条“辟温方”，以“断温疫转相染著”，或“治温病不相染”，或有“治天行疫气方”“治伤寒时气温疫疼痛壮热脉盛始得一二日方”“治伤寒疫气三日已前不解方”等［4］，由于《千金要方》并未另卷标举时气方或温病方，则孙思邈将时行、天行、温病、温疫与伤寒并列于“伤寒方”，似乃将之归为伤寒之一种。当时医家对伤寒，时气与温病(温疫)之病源及其彼此关系的了解或有个别差异，但医者似多主张伤寒具有相染的属性。如葛洪主张伤寒与时气、温病“总名伤寒”［5］，巢元方指出伤寒之中有能“相染易”者［6］，孙思邈《千金要方》有“治疫气伤寒三日已前不解方”，孙氏又征引王叔和之语，指出“(伤寒)病三日以内发汗者……并时有疾疫，邪风之气相染易，为邪恶所中也”［7］，则似亦以伤寒与“疫气”“相染易”相关。从当时的论述来看，伤寒、时气、温病三者在病源与证候方面关系颇为近密，可能时气，温病(温疫)最初或为伤寒之一支或别属，由于汉末以降疾疫迭起，出现许多新病，医者遂立意重新分类，定义疾病，厘清各病类之间差异，以正本清源，并藉此凸显时气、温病的传染特质。惟在伤寒、时气与温病(温疫)逐渐分离而归属不同疾病分类的过程中，由于无法完全掌握或区分此三者的分际，故在著作中不免残留若干含混杂陈之痕迹。
3宋代“伤寒”概念的转变
随着典籍的重整与知识的趋于一统，医学历史观念又被重新塑造及建构。因此宋代重整医学知识成为时代的趋向，从而展开了伤寒学发展的新一页。从外在环境看，整个宋代，南北对峙，战争频繁，水旱虫灾，时有发生，大灾之后，必有大疫，故灾疫常常并行，三百余年几未间断。《宋史》［8］中大疫的记载如下。“淳化三年五月戌申诏:太医署良医视京城病者，赐钱五十万具药，中黄门一人按视之。”“嘉祐五年五月，京师民疫，选医药以疗之。”“皇祐三年，南方州军，连年疾疫瘴疠，其尤甚处，一州有死十余万。”“大观三年，江东疫。”“绍兴元年三月，浙西大疫，平江府以北，流尸无算，秋冬绍兴府，连年大疫，官募人能粥药之劳者，活及百人度为僧，三年二月永州疫，六年四川疫，十六年行都疫，二十六年行都又疫，高宗出柴胡制药，活者甚众。”“淳熙四年，真州大疫，八年行都大疫，禁旅多死，宁国府民疫死者尤多。十四年春都氏禁旅大疫，浙西郡国亦疫。十六年潭州疫。”“德嘉元年六月庚子，是日四城迁徙，流民患疫而死者不可胜计，天宁死者尤多。二年闰三月，数月间，城中疫气熏蒸，人之病死者，不可数计。”以上所称的疫、疠、瘴，实际都括于伤寒。面对连年不断的疫疠，触发了医界重视伤寒学的研究。宋代林亿在校正医书时，首校《伤寒论》，认为“以百病之急，无急于伤寒，今先校定张仲景《伤寒论》十卷……今请颁行”(《伤寒论·林序》)。宋人重视伤寒学研究与当时的疫疠流行可谓密不可分。
宋代医学发达的另一重要因素是文化发达促成了文本的相对开放。医学文本的开放带来了高度的社会互动。通过医书的大量刊行和流布，医学观念和经验得以广泛交流，这些都是统一医学理论的促进因素。医学的发展与其时代背景紧密相关。当时宋代学者具备了对古代医学的研究条件，有关伤寒方面表现得更显突出，出现了一批伤寒专著，其中以许叔微《伤寒百问歌》、钱闻礼《伤寒百症歌》、郭雍《伤寒补亡论》、韩祗和《伤寒微旨》、杨士瀛《伤寒类书活人总括》等最为著名。宋人采用了综合方式整理《伤寒论》，根据实用的要求补充《伤寒论》，无疑推动了伤寒学的发展。
宋朝围绕着《伤寒论》的研究，无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都在深化。因此客观上已形成了医学的一门专门学问———伤寒学，这对整个中国医学理论的深化和提高，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医学门户”之分虽在金元，但造成其分化的因子却在宋，所以金元医派的出现，必定与宋人对于伤寒学的研究密不可分。当时许许多多的儒士纷纷汇入医学洪流中击水弄潮。
宋代习尚医学的士人，大多都将医学视为一门能否实现儒学“行仁”理念的学术，他们还将医学提升至儒家“六艺”的境界。隐身在宋代尚医士人背后的中心思想，其实是儒学的“入世精神”，而“儒体医用”是尚医行为的本质。宋代士人对医学知识的掌握，可从儒学在这一时代的普遍传布，及儒学本义的彰显来观察。《伤寒论》在宋以前，极少有人对它的内容、编次产生过怀疑并进行研究，人们只是出于实用的精神，按照《伤寒论》中的方法治疗疾病，并得以满足，即有不足之处，再根据具体内容加以增补修改。归根到底即是重点研究的是伤寒病，而不单纯研究伤寒书，所以几乎没有一部伤寒著作不增加医学论述和方药。这样很多著作，多属一般化，各家随心所组之方，疗效不确。宋之后《伤寒论》的地位提高，上升为经，既然是经，那就不单是运用它的一方一法的问题，而是要对该书一字、一词、一句进行研究，这样逐渐由研究伤寒病转而研究《伤寒论》一书了。
4明清时代的伤寒理解
明清时期的医家研究《伤寒论》，根据不同的态度立场归纳成三派:①错简重订，有方有执、喻昌、张璐、吴谦等;②维护旧论，有张遂辰、张志聪、张锡驹等;③辨证论治，有柯韵伯、徐大椿、尤在泾、钱潢等。他们把伤寒作为文本来对待，脱离了现实，就给温病另起留出了足够的空间。
明代末年政局又趋动荡，中原地区疫病再次流行，以吴又可的《温疫论》为代表，反映了当时的临证。尽管清代的《伤寒论》研究出现众多注家，其中也不乏眼光独到者能够把握住六经证治的精髓，但是临床上对具体疾病的治疗毕竟方药不够。而且文化和医学的中心移向江南人口比较密集的地区，江浙一带，名医辈出，如叶天士、吴鞠通、薛雪、王士雄等所谓温病四大家皆出于此，特别是叶天士，时医用药，名声卓著。热病临床偏向于温病学说，或者折中寒温，很多人竟然不知伤寒是什么了。清末陆九芝与温病时医针锋相对，也是寡不敌众，留下绝响，后继者有恽铁樵等，痛砭时弊，无奈时代潮流，最终定局温病得以与伤寒并立，叶、吴定于一尊。
吴又可提出“《伤寒论》为外感风寒而设，临证真伤寒百无一二。感冒居多，伤寒稀有，伤寒世所绝少，感冒肤浅之病，非真伤寒也。”瘟疫多于伤寒百倍，仲景原有之论散亡，古法不合今病，病者死于圣经之遗亡。杨栗山有《伤寒瘟疫条辨》，成书于1784年。杨氏痛感时医辨不明寒温，以至于“无人不以温病为伤寒，无人不以伤寒方治温病”［10］，造成了临证治法方药混乱不堪的局面，进而深入研究伤寒与温病的不同之处，最后要著书逐条辨析伤寒和瘟疫的不同。书中从病因病机、症状鉴别、处方用药等方面展开，叙述伤寒和温疫各不相同的诊治规律。面对临床不少医家墨守伤寒辛温法以治瘟疫的现状，杨氏紧随吴又可之后，“条分缕析，将温病与伤寒辨明”［10］35，其目的是要使“温病与伤寒另为一门，其根源、脉证、治法、方论灿然昌明于世，不复搀入《伤寒论》中，以误后学”［9］47。何廉臣谓《伤寒论》之“寒”字，只当邪字看，“古今之病不外寒热两途，古今之治，不外温清两法”［10］。陆九芝更有一比喻，谓:“五金之中，其一曰金，《伤寒论》非五金之统称耶。”［11］5“凡病之为风为寒为温为热为湿者，古皆谓之伤寒……风寒湿温热皆在论中，论中方可治风寒，亦治温热。”［11］30雷少逸也认为:“伤寒书统治六气论”“此显明六气统治之书，而今以为专治寒邪，则误甚矣。”［12］王孟英指出:“五气感人，古人皆谓之伤寒，故仲圣著论亦以伤寒统之，而条分中风、伤寒、温病、湿、暍五者之证治，与《内经》渊源一辙，法虽未尽，名已备焉。”［13］柳宝诒在《温热逢源》中有一段话，专论“伏邪外发须辨六经形证”:“伤寒温热，为病不同，而六经之见证则同。用药不同，而六经之立法则同。治温病者，乌可舍六经而不讲者哉!”［14］谢观曾经指出:“温热治法，始自河间，渐歧温热于伤寒之外。至又可其说又一变，至清代江浙名家其说又一变。《伤寒论》为汉代古书，温热为当今专病。谓《伤寒论》中无治温病之法固不可，若责汉代之人包治后世温热等万有不齐之病，亦未免太迂。但《伤寒论》言简而赅，足为医学入门之模范，善读者由此模范，举一反三，推类而扩充之，则效用自大。若拘其文义，以滋聚讼，与疗病仍无裨益也。”［15］谢观还谈到:“伤寒与温热、瘟疫之别，尤为医家所聚讼。盖伤寒二字古人既为天行病之总名，则其所包者广。后世医者泥于字面，一遇天行，则用辛温，于是阳明成温，见杀于麻桂多矣。后医遇不寒之疫，又谓凡疫皆温，本虑误施辛温，转致末流论温，不敢复言伤寒。执一定之方，驭万变之病，圣散子杀人，正由于此。有此二误，寒温之争遂如长夜不旦矣。”［15］40谢氏讲得不错，如果再进一步把话说白，如今注意到疾病的不同，那么对问题就可以从根本上理解透彻了。
伤寒本来也是疫病，但是越到后来越模糊，最终人们反而不了解伤寒究竟是什么。中风、伤寒、感冒、伤风、伤寒大头、真伤寒……汉末魏晋时代伤寒病的流行，留下了一本书，作为经典必读，古今人人都在读，尽管真正读懂的人不多，但谁都知道《伤寒论》对中医的学习和临证有多么重要!温疫如果主要指鼠疫，则后来的走向越来越清楚，特别是从金元到明清，伤寒大头、大头天行、大头瘟、虾蟆瘟、疙瘩瘟、瓜瓤瘟、核疫、鼠疫……温疫产生了许多的医家和医著，出现了许多经验方，也许有效，也许无效，所用方药大部分人一看就懂，也容易使用。
5近现代对于“伤寒”的诠释
《伤寒杂病论》虽撰写于汉末，但其影响是从以后的历史中逐渐寻绎的。特别是宋以后对《伤寒论》文本的注释研究，形成了相当的局面。临床对热病证治的归纳总结也在不断提高，这可视为对《伤寒论》的六经证治的补充。辨证用药最早出现和成熟的是六经病证，用以应对热病的临床，最后收尾的是三焦，更加简便而易于掌握。在临床诊疗中不拘伤寒方、温病方，惟以辨证为据，择两者之善而用之。其学术思想融汇伤寒、温病学说之精华于一体。如近现代的何廉臣、丁甘仁、张锡纯、时逸人、蒲辅周、秦伯未、刘赤选、万友生等著名医家多有精辟的论述。
我们从现代热病学专著的大体结构，可以把握目前对于传染性疾病的认识与诊疗。例如《中医外感病辨治》(柯雪帆主编)的主要篇章:总论篇(简史、病因与发病、主要辨证方法、诊断方法、治则治法、预防与护理);症状篇(全身、精神神经、头身、胸腹、脏腑);证候篇(肌表、胸膈、膜原、肺、肝胆、肠胃、下焦、气分、营血、伤阴、伤阳、伤气血、心包、厥脱);疾病篇(西医病名，44种)。［16］《现代中医感染性疾病学》(张之文等主编)主要内容。上篇:现代中医感染性疾病基本理论(概述、病因、发生及病理演变、治疗、防护、常见感染症状)。下篇:常见中医感染性疾病(呼吸、循环、消化、泌尿、神经;儿科、妇科、外科皮肤科、耳鼻喉口腔眼科;传染病、与感染相关的疾病、易并发感染的疾病;败血症、感染性休克、多脏器衰竭、恶性组织细胞病、皮肤黏膜淋巴结综合征)［17］。《现代中医疫病学》(袁长津等主编)［18］主要内容。上篇:理论篇(概论、疫病的病因病机、流行病学、诊断、常见症状、治疗、防护);中篇:临床篇［按照现代疾病名称分类(呼吸、消化道传染疫病，虫媒、动物源性、蠕虫、性传播、其他疫病)］;下篇:文献篇［医论、医案(古代、现代)］。《传染病学》(王季午主编)［19］主要内容:总论;肠道传染病;呼吸道传染病;虫媒传染病;动物源性传染病;蠕虫病;其他。《现代感染病学》(翁心华等主编)［20］主要内容:基础理论篇(微生物的致病因子、宿主的防御功能);细菌疾病篇;病毒疾病篇;其他微生物疾病篇(支原体、衣原体、立克次体、螺旋体);真菌疾病篇;寄生虫疾病篇(原虫、蠕虫);系统、器官感染综合征篇(全身、呼吸、消化、泌尿、心血管、神经、其他);特殊宿主感染篇(院内、免疫缺陷者、老人)。
如何从临床证治的角度把握伤寒热病，能够反映人们的认识深度，中医与西医不同，可以互相对照，发现问题的所在。基于20世纪外感病发病较为频繁的状况，诸多医家主张采用中西互参、以病统证的方法来规范病名。具体而言，所谓“病”是指西医的病，而“证”是指中医的证。中医汇参，以病统证［21］。关于中医外感热病与西医的感染(传染)病，我们有必要从现代疾病的角度做古今东西的沟通，需要具备关于传染病的一般知识，如出血热和鼠疫的特殊规律，包括疟疾、天花、霍乱等整个传染和感染疾病方面的基本认识，需要了解疾病之间存在着的共同规律以及鉴别要点。
6结语
我们探讨伤寒的问题，其实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它是一部不断充实、提高和发展、与时俱进的中医学证治体系的奠基之作。研究中医经典的方法，有时要注意循实以责名，即应根据原文的具体描述和疾病的临床表现，来推敲和理解文字表述中的实际内容到底如何，而不应仅仅满足于对经典原文的纯理论性的解释。古与今，过去与现在之间是相通的，我们用现代知识来重新理解古代文献中记载的事实是有可能的，过去与现在对话十分必要。因此我们一方面将用历史的视野审视《伤寒杂病论》，另一方面则要通过现代医学即时代的眼光来“疏通”条文，提出近乎情理的解释。
作为狭义伤寒的研究，必须注意《伤寒杂病论》原文的具体描述，将大多数条文落到实处，而不必作过多的无限发挥。因为立足于对狭义伤寒的认识，可以免去许多无谓争论，可以冰释很多疑团。中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肉眼的医学，肉眼能够观察到临床最为直接的病人状态，并且在医学著作中进行最为忠实的描写，这成为我们今天认识古代疾病与临床证治的最为重要的源泉。而作为广义伤寒被推广，强调六经证治的基本原理普遍适用，已不同于某个狭隘的具体疾病的证治规律。
经方医学是一个源远流长的独特系统。司马迁言“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古今之变”是客观存在，我们的研究目的是用“一家之言”来“疏通”“古今之变”。我们希望通过本研究，可逐渐从多方面去认清仲景医学的基本形态及其在历史中之流变，同时我们更希望这种对过去的确切了解可开拓古典医学研究的新视野，而它必将继续推动我们朝前走。
来源：上海中医药杂志作者：杨文喆张再良
中医特定的名词术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书籍中蕴含着不同的含义。经典中的“伤寒”在临床实际中随俗而变，“伤寒”的概念不断变化，渐趋宽泛，伤寒的内容不断扩充，即原来的伤寒在后世的临床中产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中医学理论的发生往往呈现演进式。本论文将分析和探讨临床疾病的实际情况与中医治疗之间怎样彼此渗透与呼应的。比如疾病本身会发生变化，临床的疾病谱会发生改变，医家的临床实践各不相同，表现在他们对于伤寒理论实际运用的改造上，也就是仲景学说之内在发展，即“传统之内变”。仲景的证治思想史的发展是代代相传的，其本身可看作是有生命的，这个生命的成长和历代医家对于伤寒证治的理解和开拓密不可分。伤寒从一个病走到宽泛的热病概念，然后又分化为狭义和广义的伤寒，遭遇到温病的崛起，其本身的概念有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
1伤寒流行的历史背景
医学的发展受当时思想、社会环境、文化、身体观念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无疑是文化的一环，是历史巨流中的一分子。《伤寒杂病论》是中医学经典，也是历史的产物，就必须放到一定的历史背景中才能顺利解读。要在疾病史视野中去找寻中医学术形成与发展的脉络轨迹。即每种学术观点的产生有着它深刻的时代背景，要一步步地逼近历史真实，从而逐步揭示出医学发展脉络的种种规律。我们应认识到中医学术思想形成一般而言遵循自然/社会—疾病—临床实践—学术思想这样的关系模式。
为探讨伤寒学术的缘起，我们应尝试还原《伤寒杂病论》本来之面目。即《伤寒杂病论》原本是一本临证实录的书，是张仲景以医学家的眼光对建安疫病证治所作的真实记录和理论总结。
医源于疫，古代中国医学实际是在治疗疫病的无数尝试中所形成的。对于“伤寒”应把其作为一种具体疾病来考量，那就容易理解历史上的医家和疾病都是具体的。病史见证中医学术之发展，临床疾病证候谱的变化是推动中医治疗思想体系形成、演变、发展的直接动力。
如果将东汉末期疫病的流行，与当时气候变化的特点作比较分析，就可发现中国疫病流行的高峰期之一恰处在开始于公元2世纪后半期的寒冷周期(公元3世纪后期达到高潮，持续到公元6世纪下半叶)。当时医家强调感受风寒之邪，故以伤寒作为病名而称呼。即伤于寒邪，发为热病。
竺可桢于1972年发表了《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带动了中国古代气候学的研究热潮。目前对东汉三国至隋唐时期的疾病流行研究表明，气候对疾病影响密切。东汉时代即公元之初，中国天气有趋于寒冷的态势，几次冬天严寒，晚春国都洛阳降霜降雪，冻死不少穷苦民众。这种寒冷气候持续下来，直至3世纪后半叶到达顶点，当时每年阴历四月仍降霜［1］。因此异常的气候变化是动因，影响到畜牧农业，造成灾荒，引起社会动乱，造成大规模的人口移动，最终导致疾病的爆发与流行。
历史上疫病的发生，和人口的聚集与移动相关。而人口的移动，又和气候异常、自然灾害直接相联。灾荒可触发时局之动荡，天灾人祸，互相重叠，社会动乱又进一步引发战争，军队使人口大规模的集中和长距离的移动。军队的活动，在某种程度上促进疫病的发生并加快了它的传播。从东汉至唐代战事不断，战争与疫病紧密相关。征战军队的流动及百姓避乱的流亡造成大量、长距离的人口流动，促进了疫病的流行与传播。史书上有将继发于战争的疫病流行直呼为“兵疫”，成为一个专门的名词。在《三国志》中共有17条文字记载了12次疫病流行，其中竟有10条文字记载了6次与战争相关的疫病流行。
中国历史上，三次大规模战乱时代，伴随疫病的发生、流行出现了三次高峰。三个阶段都产生了划时代的医学典籍，即汉末的《伤寒杂病论》、金元时期的医著和明清的温病学典籍。
就两汉三国时期而言，自公元前206年到公元265年的471年中，有62年出现瘟疫的记载，平均每7．6年即有一次疫病的流行记载，其中大疫27次，与战争有关的疫病流行16次。曹植《说疫气》记载:“建安二十二年，疫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闔门而殪，或举族而丧，而罹此者，悉被褐如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矣。”描绘了当时疫病的流行，染疫之人大量死亡的惨状。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自序中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张仲景面对残酷的疫情，“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因此东汉末年建安时期的数次大疫与张仲景撰写《伤寒杂病论》关系十分紧密。
可见，战争、灾荒、人口大规模的移动造成疫病的流行影响着中医临床的发展进程。大量医家、医著涌现在这样一些时期。因而古代中国医学实际上是在治疗疫病的无数尝试中所形成的，疫病流行频繁复杂且危害巨大，医家们积极寻索治疗遏制之法，从而对旧有的医学理论进行再创造，或创造出新的医学理论，这就是中医学治疗所谓“灾难激发机制”的涵义所在。
对于伤寒应把其作为一种具体疾病来考虑，那就容易理解历史上的医家和疾病都是具体的。任何医家的经验和认识都与他所经历的具体疾病相关。张仲景所著《伤寒论》自序中有“余宗族数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年，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的记载。如果根据张仲景《伤寒治》自序中的记载粗略统计，其家族中人十年里死于伤寒者达百人，死亡率占所有疾病死亡病例的70%左右。如果把其家族的疾病谱作为当时社会流行病学的一个缩影或代表，说明医学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大量地遭遇到了病情相近、病势相仿、病程相似的疾病，而由于其远远高于其他疾病的死亡率，说明按照一般疾病的治疗方法不效。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伤寒”确实是被作为一个特殊的对象加以处理的，而非我们现在理解中的整个外感热病的概念，这是一个基本事实。把《伤寒论》的内容落实到一个具体的疾病以后，将对《伤寒论》的学习、教授、研究产生巨大的影响。我们可以用更加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阅读和理解原文。
目前学术界不少文章探讨张仲景所经历的伤寒到底是什么病的问题。从当时的政治、经济等方面来说，此在文献学上有意义，应被视为《伤寒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医史学家马伯英先生认为，伤寒多半属重型流感，又包括感冒(上感)，以七日为自然病程，可不治而愈，部分其他传染病的前驱期也被混入一统论之，但后期出现的病变严重，故谓变症、坏症之类［2］。有的学者从现代医学知识推断，把伤寒视为流感大流行、斑疹伤寒;有学者认为是鼠疫;有学者考证为流行性出血热［3］。这些不妨都可作为我们认识问题的参考。但由于没有对东汉末年瘟疫流行史作全面细致的调查，伤寒学说形成的临床原型现在并未形成学界共识，故“推测”成为研究古代医学变迁的可能因素。以上谈论伤寒的疾病原型，这是一个历史话题，也是一个临床话题。还原伤寒的本来面目，必将拷问那个时代，《伤寒论》成书于汉魏，此间疫病频繁发生。故张仲景在《伤寒论·自序》提及在当时有限医疗手段和医疗环境下，人体对于这种突然而至的“伤寒”显得特别无力。这样叙述也体现在《伤寒例》中:“而以伤寒为毒者，以其最为杀疠之气也，中而即病，名曰伤寒。不即病者，其寒毒藏于肌骨中，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暑病。暑病热极，重于温也。”以现代医学认识“以伤寒为毒者，以其最为杀疠之气也”，可以认为伤寒即指急性传染病。
关于疾病史的问题，不同时代的人们，往往需要应对不同的疾病，这些疾病有时影响巨大，甚至会给整个社会带来震荡。当然，最直接的是，它们会影响医学的发展进程。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在整个医史学界，目前关于疾病史的研究并不很充分。
2晋唐之际的“伤寒”
从晋至唐，仲景伤寒虽有一定影响，但影响不大，在医界并没有形成权威和统治地位。此一阶段出现了伤寒各家并存之局面，有葛洪、陈延之、陶弘景、深师、姚法卫、甄立言、巢元方、宋侠、崔知悌、张文仲、孙思邈等。各家说法纷乱，互有异同，伤寒学说因此得以呈现多元面貌。从内在力量来看，知识由于存在内在分歧，推动了要求重新整合体系的诉求。值得指出的是在晋唐之际，伤寒、温病、天行常相混淆。医者对于如何区别伤寒、时行与瘟疫的意见颇为分歧。虽然孙思邈主张伤寒与时行、温疫不同，但《千金要方》伤寒方欲列有多条“辟温方”，以“断温疫转相染著”，或“治温病不相染”，或有“治天行疫气方”“治伤寒时气温疫疼痛壮热脉盛始得一二日方”“治伤寒疫气三日已前不解方”等［4］，由于《千金要方》并未另卷标举时气方或温病方，则孙思邈将时行、天行、温病、温疫与伤寒并列于“伤寒方”，似乃将之归为伤寒之一种。当时医家对伤寒，时气与温病(温疫)之病源及其彼此关系的了解或有个别差异，但医者似多主张伤寒具有相染的属性。如葛洪主张伤寒与时气、温病“总名伤寒”［5］，巢元方指出伤寒之中有能“相染易”者［6］，孙思邈《千金要方》有“治疫气伤寒三日已前不解方”，孙氏又征引王叔和之语，指出“(伤寒)病三日以内发汗者……并时有疾疫，邪风之气相染易，为邪恶所中也”［7］，则似亦以伤寒与“疫气”“相染易”相关。从当时的论述来看，伤寒、时气、温病三者在病源与证候方面关系颇为近密，可能时气，温病(温疫)最初或为伤寒之一支或别属，由于汉末以降疾疫迭起，出现许多新病，医者遂立意重新分类，定义疾病，厘清各病类之间差异，以正本清源，并藉此凸显时气、温病的传染特质。惟在伤寒、时气与温病(温疫)逐渐分离而归属不同疾病分类的过程中，由于无法完全掌握或区分此三者的分际，故在著作中不免残留若干含混杂陈之痕迹。
3宋代“伤寒”概念的转变
随着典籍的重整与知识的趋于一统，医学历史观念又被重新塑造及建构。因此宋代重整医学知识成为时代的趋向，从而展开了伤寒学发展的新一页。从外在环境看，整个宋代，南北对峙，战争频繁，水旱虫灾，时有发生，大灾之后，必有大疫，故灾疫常常并行，三百余年几未间断。《宋史》［8］中大疫的记载如下。“淳化三年五月戌申诏:太医署良医视京城病者，赐钱五十万具药，中黄门一人按视之。”“嘉祐五年五月，京师民疫，选医药以疗之。”“皇祐三年，南方州军，连年疾疫瘴疠，其尤甚处，一州有死十余万。”“大观三年，江东疫。”“绍兴元年三月，浙西大疫，平江府以北，流尸无算，秋冬绍兴府，连年大疫，官募人能粥药之劳者，活及百人度为僧，三年二月永州疫，六年四川疫，十六年行都疫，二十六年行都又疫，高宗出柴胡制药，活者甚众。”“淳熙四年，真州大疫，八年行都大疫，禁旅多死，宁国府民疫死者尤多。十四年春都氏禁旅大疫，浙西郡国亦疫。十六年潭州疫。”“德嘉元年六月庚子，是日四城迁徙，流民患疫而死者不可胜计，天宁死者尤多。二年闰三月，数月间，城中疫气熏蒸，人之病死者，不可数计。”以上所称的疫、疠、瘴，实际都括于伤寒。面对连年不断的疫疠，触发了医界重视伤寒学的研究。宋代林亿在校正医书时，首校《伤寒论》，认为“以百病之急，无急于伤寒，今先校定张仲景《伤寒论》十卷……今请颁行”(《伤寒论·林序》)。宋人重视伤寒学研究与当时的疫疠流行可谓密不可分。
宋代医学发达的另一重要因素是文化发达促成了文本的相对开放。医学文本的开放带来了高度的社会互动。通过医书的大量刊行和流布，医学观念和经验得以广泛交流，这些都是统一医学理论的促进因素。医学的发展与其时代背景紧密相关。当时宋代学者具备了对古代医学的研究条件，有关伤寒方面表现得更显突出，出现了一批伤寒专著，其中以许叔微《伤寒百问歌》、钱闻礼《伤寒百症歌》、郭雍《伤寒补亡论》、韩祗和《伤寒微旨》、杨士瀛《伤寒类书活人总括》等最为著名。宋人采用了综合方式整理《伤寒论》，根据实用的要求补充《伤寒论》，无疑推动了伤寒学的发展。
宋朝围绕着《伤寒论》的研究，无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都在深化。因此客观上已形成了医学的一门专门学问———伤寒学，这对整个中国医学理论的深化和提高，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医学门户”之分虽在金元，但造成其分化的因子却在宋，所以金元医派的出现，必定与宋人对于伤寒学的研究密不可分。当时许许多多的儒士纷纷汇入医学洪流中击水弄潮。
宋代习尚医学的士人，大多都将医学视为一门能否实现儒学“行仁”理念的学术，他们还将医学提升至儒家“六艺”的境界。隐身在宋代尚医士人背后的中心思想，其实是儒学的“入世精神”，而“儒体医用”是尚医行为的本质。宋代士人对医学知识的掌握，可从儒学在这一时代的普遍传布，及儒学本义的彰显来观察。《伤寒论》在宋以前，极少有人对它的内容、编次产生过怀疑并进行研究，人们只是出于实用的精神，按照《伤寒论》中的方法治疗疾病，并得以满足，即有不足之处，再根据具体内容加以增补修改。归根到底即是重点研究的是伤寒病，而不单纯研究伤寒书，所以几乎没有一部伤寒著作不增加医学论述和方药。这样很多著作，多属一般化，各家随心所组之方，疗效不确。宋之后《伤寒论》的地位提高，上升为经，既然是经，那就不单是运用它的一方一法的问题，而是要对该书一字、一词、一句进行研究，这样逐渐由研究伤寒病转而研究《伤寒论》一书了。
4明清时代的伤寒理解
明清时期的医家研究《伤寒论》，根据不同的态度立场归纳成三派:①错简重订，有方有执、喻昌、张璐、吴谦等;②维护旧论，有张遂辰、张志聪、张锡驹等;③辨证论治，有柯韵伯、徐大椿、尤在泾、钱潢等。他们把伤寒作为文本来对待，脱离了现实，就给温病另起留出了足够的空间。
明代末年政局又趋动荡，中原地区疫病再次流行，以吴又可的《温疫论》为代表，反映了当时的临证。尽管清代的《伤寒论》研究出现众多注家，其中也不乏眼光独到者能够把握住六经证治的精髓，但是临床上对具体疾病的治疗毕竟方药不够。而且文化和医学的中心移向江南人口比较密集的地区，江浙一带，名医辈出，如叶天士、吴鞠通、薛雪、王士雄等所谓温病四大家皆出于此，特别是叶天士，时医用药，名声卓著。热病临床偏向于温病学说，或者折中寒温，很多人竟然不知伤寒是什么了。清末陆九芝与温病时医针锋相对，也是寡不敌众，留下绝响，后继者有恽铁樵等，痛砭时弊，无奈时代潮流，最终定局温病得以与伤寒并立，叶、吴定于一尊。
吴又可提出“《伤寒论》为外感风寒而设，临证真伤寒百无一二。感冒居多，伤寒稀有，伤寒世所绝少，感冒肤浅之病，非真伤寒也。”瘟疫多于伤寒百倍，仲景原有之论散亡，古法不合今病，病者死于圣经之遗亡。杨栗山有《伤寒瘟疫条辨》，成书于1784年。杨氏痛感时医辨不明寒温，以至于“无人不以温病为伤寒，无人不以伤寒方治温病”［10］，造成了临证治法方药混乱不堪的局面，进而深入研究伤寒与温病的不同之处，最后要著书逐条辨析伤寒和瘟疫的不同。书中从病因病机、症状鉴别、处方用药等方面展开，叙述伤寒和温疫各不相同的诊治规律。面对临床不少医家墨守伤寒辛温法以治瘟疫的现状，杨氏紧随吴又可之后，“条分缕析，将温病与伤寒辨明”［10］35，其目的是要使“温病与伤寒另为一门，其根源、脉证、治法、方论灿然昌明于世，不复搀入《伤寒论》中，以误后学”［9］47。何廉臣谓《伤寒论》之“寒”字，只当邪字看，“古今之病不外寒热两途，古今之治，不外温清两法”［10］。陆九芝更有一比喻，谓:“五金之中，其一曰金，《伤寒论》非五金之统称耶。”［11］5“凡病之为风为寒为温为热为湿者，古皆谓之伤寒……风寒湿温热皆在论中，论中方可治风寒，亦治温热。”［11］30雷少逸也认为:“伤寒书统治六气论”“此显明六气统治之书，而今以为专治寒邪，则误甚矣。”［12］王孟英指出:“五气感人，古人皆谓之伤寒，故仲圣著论亦以伤寒统之，而条分中风、伤寒、温病、湿、暍五者之证治，与《内经》渊源一辙，法虽未尽，名已备焉。”［13］柳宝诒在《温热逢源》中有一段话，专论“伏邪外发须辨六经形证”:“伤寒温热，为病不同，而六经之见证则同。用药不同，而六经之立法则同。治温病者，乌可舍六经而不讲者哉!”［14］谢观曾经指出:“温热治法，始自河间，渐歧温热于伤寒之外。至又可其说又一变，至清代江浙名家其说又一变。《伤寒论》为汉代古书，温热为当今专病。谓《伤寒论》中无治温病之法固不可，若责汉代之人包治后世温热等万有不齐之病，亦未免太迂。但《伤寒论》言简而赅，足为医学入门之模范，善读者由此模范，举一反三，推类而扩充之，则效用自大。若拘其文义，以滋聚讼，与疗病仍无裨益也。”［15］谢观还谈到:“伤寒与温热、瘟疫之别，尤为医家所聚讼。盖伤寒二字古人既为天行病之总名，则其所包者广。后世医者泥于字面，一遇天行，则用辛温，于是阳明成温，见杀于麻桂多矣。后医遇不寒之疫，又谓凡疫皆温，本虑误施辛温，转致末流论温，不敢复言伤寒。执一定之方，驭万变之病，圣散子杀人，正由于此。有此二误，寒温之争遂如长夜不旦矣。”［15］40谢氏讲得不错，如果再进一步把话说白，如今注意到疾病的不同，那么对问题就可以从根本上理解透彻了。
伤寒本来也是疫病，但是越到后来越模糊，最终人们反而不了解伤寒究竟是什么。中风、伤寒、感冒、伤风、伤寒大头、真伤寒……汉末魏晋时代伤寒病的流行，留下了一本书，作为经典必读，古今人人都在读，尽管真正读懂的人不多，但谁都知道《伤寒论》对中医的学习和临证有多么重要!温疫如果主要指鼠疫，则后来的走向越来越清楚，特别是从金元到明清，伤寒大头、大头天行、大头瘟、虾蟆瘟、疙瘩瘟、瓜瓤瘟、核疫、鼠疫……温疫产生了许多的医家和医著，出现了许多经验方，也许有效，也许无效，所用方药大部分人一看就懂，也容易使用。
5近现代对于“伤寒”的诠释
《伤寒杂病论》虽撰写于汉末，但其影响是从以后的历史中逐渐寻绎的。特别是宋以后对《伤寒论》文本的注释研究，形成了相当的局面。临床对热病证治的归纳总结也在不断提高，这可视为对《伤寒论》的六经证治的补充。辨证用药最早出现和成熟的是六经病证，用以应对热病的临床，最后收尾的是三焦，更加简便而易于掌握。在临床诊疗中不拘伤寒方、温病方，惟以辨证为据，择两者之善而用之。其学术思想融汇伤寒、温病学说之精华于一体。如近现代的何廉臣、丁甘仁、张锡纯、时逸人、蒲辅周、秦伯未、刘赤选、万友生等著名医家多有精辟的论述。
我们从现代热病学专著的大体结构，可以把握目前对于传染性疾病的认识与诊疗。例如《中医外感病辨治》(柯雪帆主编)的主要篇章:总论篇(简史、病因与发病、主要辨证方法、诊断方法、治则治法、预防与护理);症状篇(全身、精神神经、头身、胸腹、脏腑);证候篇(肌表、胸膈、膜原、肺、肝胆、肠胃、下焦、气分、营血、伤阴、伤阳、伤气血、心包、厥脱);疾病篇(西医病名，44种)。［16］《现代中医感染性疾病学》(张之文等主编)主要内容。上篇:现代中医感染性疾病基本理论(概述、病因、发生及病理演变、治疗、防护、常见感染症状)。下篇:常见中医感染性疾病(呼吸、循环、消化、泌尿、神经;儿科、妇科、外科皮肤科、耳鼻喉口腔眼科;传染病、与感染相关的疾病、易并发感染的疾病;败血症、感染性休克、多脏器衰竭、恶性组织细胞病、皮肤黏膜淋巴结综合征)［17］。《现代中医疫病学》(袁长津等主编)［18］主要内容。上篇:理论篇(概论、疫病的病因病机、流行病学、诊断、常见症状、治疗、防护);中篇:临床篇［按照现代疾病名称分类(呼吸、消化道传染疫病，虫媒、动物源性、蠕虫、性传播、其他疫病)］;下篇:文献篇［医论、医案(古代、现代)］。《传染病学》(王季午主编)［19］主要内容:总论;肠道传染病;呼吸道传染病;虫媒传染病;动物源性传染病;蠕虫病;其他。《现代感染病学》(翁心华等主编)［20］主要内容:基础理论篇(微生物的致病因子、宿主的防御功能);细菌疾病篇;病毒疾病篇;其他微生物疾病篇(支原体、衣原体、立克次体、螺旋体);真菌疾病篇;寄生虫疾病篇(原虫、蠕虫);系统、器官感染综合征篇(全身、呼吸、消化、泌尿、心血管、神经、其他);特殊宿主感染篇(院内、免疫缺陷者、老人)。
如何从临床证治的角度把握伤寒热病，能够反映人们的认识深度，中医与西医不同，可以互相对照，发现问题的所在。基于20世纪外感病发病较为频繁的状况，诸多医家主张采用中西互参、以病统证的方法来规范病名。具体而言，所谓“病”是指西医的病，而“证”是指中医的证。中医汇参，以病统证［21］。关于中医外感热病与西医的感染(传染)病，我们有必要从现代疾病的角度做古今东西的沟通，需要具备关于传染病的一般知识，如出血热和鼠疫的特殊规律，包括疟疾、天花、霍乱等整个传染和感染疾病方面的基本认识，需要了解疾病之间存在着的共同规律以及鉴别要点。
6结语
我们探讨伤寒的问题，其实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它是一部不断充实、提高和发展、与时俱进的中医学证治体系的奠基之作。研究中医经典的方法，有时要注意循实以责名，即应根据原文的具体描述和疾病的临床表现，来推敲和理解文字表述中的实际内容到底如何，而不应仅仅满足于对经典原文的纯理论性的解释。古与今，过去与现在之间是相通的，我们用现代知识来重新理解古代文献中记载的事实是有可能的，过去与现在对话十分必要。因此我们一方面将用历史的视野审视《伤寒杂病论》，另一方面则要通过现代医学即时代的眼光来“疏通”条文，提出近乎情理的解释。
作为狭义伤寒的研究，必须注意《伤寒杂病论》原文的具体描述，将大多数条文落到实处，而不必作过多的无限发挥。因为立足于对狭义伤寒的认识，可以免去许多无谓争论，可以冰释很多疑团。中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肉眼的医学，肉眼能够观察到临床最为直接的病人状态，并且在医学著作中进行最为忠实的描写，这成为我们今天认识古代疾病与临床证治的最为重要的源泉。而作为广义伤寒被推广，强调六经证治的基本原理普遍适用，已不同于某个狭隘的具体疾病的证治规律。
经方医学是一个源远流长的独特系统。司马迁言“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古今之变”是客观存在，我们的研究目的是用“一家之言”来“疏通”“古今之变”。我们希望通过本研究，可逐渐从多方面去认清仲景医学的基本形态及其在历史中之流变，同时我们更希望这种对过去的确切了解可开拓古典医学研究的新视野，而它必将继续推动我们朝前走。
来源：上海中医药杂志作者：杨文喆张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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